谍海忆旧(37)_鲁特·维尔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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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到达莫斯科不久，我在阿尔巴特街大楼里等了安德列好长时间。我遇见一位德国同志，他也是赴安德列的约会的。我们的交谈颇为谨慎，像所有的地下工作者一样，我得知这位同志是我同一宿舍的格尔达的丈夫。第二次见到他时，我才了解到他的经历。他和格尔达越过大洋到一个殖民地国家去一道工作。在船上格尔达爱上一个英国警察下士，她说自己没有这个男人便无法生活并且自杀未遂。在这种情况下她丈夫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独自一个人返回莫斯科。　　在我的工作中，也发生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低级趣味小说中的故事。　　我到达之后，安德列立即送我去黑海边的阿路普卡度假。卡洛什现在直接在安德列领导下工作，他负责为外国同行处理一切技术性事情，他把我送到火车上。卡洛什是个安静而谦逊的人，从不过高估价自己的能力，但是人们总能感觉到。他是一个可靠的老布尔什维克。　　我在阿路普卡一家疗养院住了四周。我们20个女人住在一间大寝室里。我结识了许多可爱的苏联妇女。从阿路普卡出发，我乘车去拜访女作家贝尔塔·拉斯克，她当时住在塞瓦斯托波尔或者亚尔塔。她丈夫在那里当医生。在1924年到1928年之间，我常常与加保·列文和海因茨·阿尔特曼去她家里拜访她，当时她住在柏林——利希特菲尔德。从贝尔塔那里我得知，她的长子、加保及其妻子波尔塔，在柏林时我就认识，全都生活在莫斯科。海因茨·阿尔特曼和加保都是我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中最要好的朋友。我18岁那年，还跟这个总是快活的加保去吕根漫游过十个星期。1924年他设法为我买了一把气枪，花去我节省下来的学徒费。他和他的朋友海因茨·阿尔特曼，还在格鲁内瓦尔德教我学习射击。纳粹搜家时，武器就藏在我们那栋大房子的房梁上。　　加保为在莫斯科再次见到我，感到特别高兴。他从别人那里听说。我从中国的来信表明，我完全市民化了，脱离了运动。　　海尔塔和加保用儿童车推着他们的小儿子。今天他们的儿子也有了孩子，成了一个颇为能干的同志。　　从阿路普卡回来以后，最初我在莫斯科住在饭店里。曾经到那里拜访过我的同志当中，有布鲁诺·昆。我是在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里认识他的，在街上偶然遇见他。我立刻认出他那一头红色的头发，一脸雀斑，非常蓝的眼睛。我们在柏林时曾经在集会、游行和周末郊游时见过面，互相之行并不很熟悉。在莫斯科的大街上遇见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位同志。该是多么高兴啊，我从他那里知道，纳粹曾经逮捕过他。他出狱以后参加了西班牙内战，成了第一游击队旅的政委。我们谈了许多关于西班牙的事情，谈了德国的形势、谈了共产主义少年运动，他对此一直怀有特别大的兴趣。　　1941年他在法西斯主义后方的斗争中牺牲了。　　有一天我走在阿尔巴特大楼的走廊里，一个年轻士兵从一个门里走出来，通过门缝我看见从上海来的保尔坐在办公桌旁边。我闯进屋去以我那重逢的喜悦拥抱住他，对于这栋房子里的规矩来说，这是一个过分不拘形式的动作。保尔穿着一身高级军官制服。他像我一样高兴，请我这天晚上到他家里去。　　我从阿路普卡回来不久，安德列通知我准备接受我的红旗勋章。我穿上我那套质地优良的灰色礼服，皮鞋擦得锃亮，从未花过这么多时间梳理我的头发，我忘记了从什么地方登上一辆敞篷卡车，车上都是苏联军方人士。我们坐在既无油漆又无靠背的板凳上，呼吸着灰尘，风吹散了我的头发。在克里姆林宫里我们经过许多岗哨，穿过许多走廊，来到一间小厅里。我们等待了几分钟，然后一个灰头发的老同志走进厅来。这是加里宁。我要从他的手里接过我的勋章，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荣幸。　　我读过他的许多东西，我尊敬他。革命前，加里宁坐过14次监狱。后来他成了苏联第一任总统。现在他已经60多岁了。虽然对于他来说授勋只是一种例行公事，但他却往自给人一种热情、真挚的印象。我们是按照字母顺序被召唤起来的，加里宁长时间地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红军官兵们长时间地鼓掌，也许是因为我是他们当中惟一一名妇女吧。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加里宁的慈祥和他的面部表情。　　我的勋章是994号，当时尚无别针，为了佩戴勋章，我不得不为它那粗粗的螺钉在我礼服的衣领上穿一个洞，再把一枚两厘米宽的螺母拧在上面。　　同一天我遇见了弗莉达·鲁必纳，在德国时我就认识她。她是一位老革命家和出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弗莉达亲自见过列宁，还把他的某些作品译成德文。她看见勋章，拥抱了我。我只在这一天佩戴过我的奖章，当我再到外国去的时候，把它留在了苏联。　　我在莫斯科又遇见一位同志，在1924年到1928年之间我最初参加工人运动时对我发生过影响，他就是埃里希·库尼克。在柏林时，他在中央委员会工作过，当时他住在柏林采伦多夫，我是在10区做党的工作时认识他的。埃里希是个聪明的，长得很漂亮的共产党人，非常理解年轻人。在莫斯科时我去他家里拜访过他，他和妻子、儿子住在那里。我和他立即又熟悉得像在德国时一样。　　在波兰时我曾经尝试创作一部小说，这是完全违背地下工作纪律的。从14岁开始我就梦想着当作家。许多“作品”都存放在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书桌里。　　与弗兰茨的经历启发我创作这样一部小说：一个白俄女人在上海结识了一个德国男人。她爱他并和他结婚，却不知道他是一个做地下工作的共产党人。在去欧洲的旅途中她才知道这一切。途中丈夫把真实情况告诉她，并说他们要留在苏联。面对可怕的未来，她颤抖了。但在苏联的经历的强烈印象和丈夫对她的影响，使她发生了转变。作品结尾之前，她成了共产党人。　　我偷偷地把手稿带到莫斯科。不论写作还是运输，都是不符合地下工作基本原则的。我非常希望哪家出版社会对它感兴趣。　　再次离开苏联之前，我在1937年10月11日致于尔根的信中谈到这个问题：　　＊＊＊　　手稿是完全不成功的。六个人读过它，五个人认为素材是很有趣的，但许多地方写得不够流畅，尤其是应该写一个相反的结尾，才符合今日的实际情况。　　那姑娘不应该接受大夫的观点，相反她应该使他走向毁灭！　　经过彻底加工或许会有人愿出版它。临出发乏前不久我放弃了这个决心。为此我带要花费三个月的劳动。阅读过这部手稿伪第六个人是埃里希·库尼克，我曾经多次拜访过他。他说。他读了这部手稿的一半，我应该平心静气地把它都进火炉里，它绝对没有用处。他妻子（有人转达给我的意见完全不同）称这部手稿是“侦探式的低级趣味小说”。我同意前五个人的意见。埃里希的意见，我认为太尖锐，他妻子的判断，我认为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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