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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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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在舍布雷存放了11年。后来一位自1939年就与伊蕾内·福贝斯一莫塞住在一起的女朋友，于1951年初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写了一封信，说这个家庭解体了。伊蕾内多年前已经去世，我的书箱子她应该寄往哪里呢？信是寄给我哥哥的，因为她没有我的地址。当时我正在我们的国家机关里任处长，情况不像现在这样，人们可以与资本主义国家通信，甚至可以收到包裹。她给我写了两封信，我未能给她回信，这令我感到十分内疚，我是多么希望再得到我那些书籍呀。 告别阿尔伯特和莱内。 我后来又见到过拉多同志，他在70年代时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来过。那时莱内已经去世。我在匈牙利也见过他。令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得知他非常愿意生活在自己的家乡，非常愿意作为同志从事他的科学工作。 ◎卷六 1940年12月18日，我们开始了从日内瓦到英国的行程。早晨7点钟我们登上公共汽车，伦帮助司机把行李摆好。当公共汽车启动时，伦伫立在路旁。我们当时未料到，20个月以后我们才又见面。 ＊ ＊ ＊ 致父母亲： 1941年1月，里斯本 8时左右我们越过法国边境。货币检查非常严格。人们必须半脱光。旅费是昂贵的，因此我与孩子共买了一个座位的车票，尼娜在整整28小时内一直坐在我的腿上。公共汽车未生暖气，行走了一个小时以后，我们便都冻得冰凉。我们的前一排坐着立陶宛的前任财政部长，他和蔼地询问尼娜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穿过法兰西的一路上，令人十分伤心，这个国家看起来十分荒凉。副食品商店里没有货物，全都关门。23时左右到达尼莫斯。早晨6时继续出发，晚上停车在法国与西班牙边境的庇里尼山脉。在这里我们必须在漆黑的夜里，在冰冷的寒风中站在公路上等候三个小时。我必须照料孩子们，让他们不断地来回跑步。没有吃的，不能上厕所，人们单独地被传唤到海关小屋里去。 又走了200米，来到西班牙边境。在这里又等待了三个小时。孩子们在整个旅途中表现得非常出色。 西班牙人打开每一个行李，并进行严格检查。本来应该夜里19时到达巴塞罗纳，实际上清晨3点半才到达达。夜间乘坐公共汽车穿过西班牙，夜色非常美丽。灿烂的月光，沉睡的小城镇，具有波浪式阳台的房屋，和一些面向地中海的小丘。在巴塞罗纳我才弄明白，原来这两年多我所惦记的是人民群众。这贫穷是令人心碎的，没有面包，没有食糖，人们面带饥色，但是，他们那勃勃生机，他们那有趣的面孔，他们的气质和谈吐方式，整个气氛，都让我感到亲切。我领着孩子穿行在市场和狭窄的街道上。 从巴塞罗纳到马德里，火车行驶是正常的。我们只有一张过境签证，必须乘下一辆火车，即12月23日夜里23点，从马德里去葡萄牙。上千的人拥挤在5个封锁的检票口前。我设法从窗户把孩子递进火车里，还有我的手提行李。但我却无法进去，一个男人把我从台阶上挤下来，我惟恐孩子在火车里被窒息，有人又把他们给我递到站台上来。我的行李却留在了车箱里。这时发生了一场殴斗，一些士兵走过来，用顶上子弹的手枪把殴斗的人们驱出火车。我设法走进国际卧铺车厢，它们都被看守着，没有卧铺车票，任何人不得入内。我谎称我只是把孩子送到车箱里，他们的父母随后即来。人们居然相信了我。我们穿过挤得满满的车箱，又发现了那位立陶宛财政部长，他把米沙藏到他的床上，他的妻子把尼娜放到她的床上。我也隐藏起来，直到次日清晨才敢露面。孩子们睡觉时，这一对夫妇告诉我，他们几乎是“惟一幸运的人”，终于从布尔什维克党人手里逃了出来。 ＊ ＊ ＊ 我们于12月24日到达里斯本，三口人全都病了。尼娜发高烧。我在自己躺倒之前，请了一位医生到饭店里来，并迅速为她买了一个洋娃娃，给米沙买了一盒积木。这时恰好是圣诞节。 英国驻里斯本领事馆告诉我，过境旅客不是根据等待时间，而是根据他们的重要性安排起飞，而我在那长长的名单上，大约是最无关紧要的人。当时有许多贫穷的人们必须被遣送回去，因为英国当局拒绝任何形式的财政支出，即使是对自己国家的公民。 我搬到城外的埃斯托里尔海滨。这里的气候非常温和，我们可以躺在沙滩的躺椅上晒太阳，好像世界上既无战争又无忧虑……孩子的身体恢复得很好。我总是把他们拢在身旁，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只是我并不像他们那样无忧无虑。 我们必须过得非常节俭，因为究竟等待多长时间，尚无法确定。货币兑换变得越来越困难，所以我只得设法尽量少为旅行从中央在瑞士的存折上支取现金。我的钱在减少，我们不可能在这里久留。 在英国等待我的是什么呢？根据驻里斯本领事馆对待我的态度，我可以猜想，我只不过是个二等公民。或许是奥罗已经达到了目的，我已经引起了人家的怀疑？ 在里斯本时我必须设法为伦寻找一条过境的道路。佛朗哥西班牙拒绝为他签发过境签证。当然，这也适用于其余正处于尽军事义务年龄的英国人。这是佛朗哥西班牙向希特勒做的一种友好的姿态。伦已经有了法国的过境签证。但是，如我计划的那样，经过非洲的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我去各家船舶公司，一切尝试都无济于事，包括让他从马赛出发搭乘货船的旅行都失败了。 大约三周以后，领事馆告诉我，人们将从海路送我去英国。 我们的轮船在12艘其他船只护送下，首先沿相反方向驶往直布罗陀。到达英国的航程，几乎用了三周的时间。船舱里一片漆黑，窗户不许打开，每位旅客一个救生圈，我们必须始终穿在身上。由于救生圈只有成年人这么大的，穿在尼娜身上，只露着脑袋和两条腿，这救生圈对于她来说显得太宽，她必须始终紧紧地扶着它。船上的英国人对我们都采取审慎态度。 抵达利物浦以后，只有我一个人受到盘问：您的丈夫在哪里？为什么他未跟来？为什么您未跟他留在一起？您想住在什么地方？您的生活来源如何？他靠什么生活？ 孩子们又疲乏又冷，尼娜开始啼哭起来。审讯过去之后，官员给了他们每人一个便士（相当于10个芬尼）。天色晚了，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家饭店。未待两个孩子睡熟，空袭警报开始号叫起来。我急忙摇醒孩子，遵照人们的建议，我们跑步钻进地下室。 次日早晨我们乘车去牛津。关于这次旅途我给伦的信中写道： 从利物浦到牛津的火车上，有一个英国士兵和我们在一个车厢里。尼娜立即讨得他的喜欢。他用她的橡皮泥捏了一尊大炮，她也可以把他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然后他脱掉自己的夹克，孩子们发出一片啧啧称羡之声，原来他的皮肤上到处刺有花纹。尼娜的双眼无法离开那个浑身缠着一条蛇的赤裸裸的女人，并提出许多令人难堪的问题。米沙是个有礼貌的男孩，他喜欢那两只啄食一个人心脏的鸽子。尼娜请求给她刺点花纹，那士兵在她胳膊上吐上唾沫，用钢笔画了一幅漂亮的图画，一直画到肘部。我必须向她保证，无论如何也不能擦掉。米沙与士兵玩了好长时间纸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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