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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那封信里附有米罗斯基妻子的姓名和地址。地址离城区较远。邓肯乘坐一辆双轮小马车，找到了那所名叫“斯特拉”的房子。

　　米罗斯基的妻子看上去只有半个正常人高，顶多四尺吧，瘦削，苍白，阴郁。邓肯一见到她，心中就涌起十分难受的感觉，她无法把眼前这个妇人同她所爱的男人联系在一块。同这样的女人争一个男人，邓肯觉得自己的伟大爱情成了一种滑稽和讽刺。

　　米罗斯基妻子的房间里挂满了米罗斯基的相片，从青年到中年，从画家到军人。有一张四寸的穿军装的照片，周围系上了黑纱。当得知来访者就是丈夫不断在信中提到的依莎多拉·邓肯时，她的脸窝在邓肯的手心里抽搐不止：

　　“我当时真该到他那边去，真该跟他在一起呀！他每次来信，都说不久就会有钱了，那我就可以过去了。我一直等着，等他汇钱来。可是现在——他死了……”

　　邓肯没有对这位熬白了头发的可怜妇人表示多少同情，她坦直地说：

　　“你是他的妻子，你想去，怎么又不去呢？没有钱，坐底舱也行呵。一个人想做什么，她就能做什么的。”

　　邓肯天黑才回到寓所。她回去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平时与她同枕共睡的米罗斯基的信件和照片，用一个信封套好，搁到了箱子的最底层。

　　是夜，邓肯通宵未眠，这是她第一次与米罗斯基彻底分离。她的心中没有悲伤，反而对自己坚强的个性充满了一种奇特的优越感。应该说，从这一晚起，邓肯也告别了自己的少女时代。

　　2

　　伦敦的秋天来得格外早。一阵秋风把夏季赶跑，紧接着便是弥天盖地的大雾，晨夕不去，阴晴不散，仿佛大自然的幽灵，向钢筋水泥建筑和直插云天的烟囱大兴问罪之师。冤冤相报何时了？工业革命造成的人类与自然的反目，不仅铸成了无数自然的冤魂，而且也促使人类步入刻板、机械、愚盲的歧途。

　　伊丽莎白回美国办舞蹈学校去了。她决计以此赚些钱支持妹妹的舞蹈事业。因为她知道，依莎多拉要在舞蹈领域闯出一块新天地，总有一天必须脱离贵族沙龙。那里只有玩乐，没有艺术。

　　秋天以后都是演出的淡季。一家人靠伊丽莎白微薄的汇款维持生活，贫血症使他们的精力大为消减，甚至连早晨起床的力气都丧失了。

　　不能这样下去了！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

　　一个深秋之夜，邓肯对雷蒙德说：“走，我们到公园跳舞去，老躺在床上，都快成植物人了。”

　　舞跳得很尽兴，虽然没有观众，没有掌声，但场地阔大，草木殷勤，晶莹的露珠儿像无数溜圆的眼睛，默默地品味着这场舞蹈。当然，不止是草木和露珠，一个头戴大黑帽的妇人在一丛灌木后面看了许久，走出来才知道她是如何地艳丽动人。

　　“姑娘，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邓肯停下来，戏谑地说：“我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从何处来我不管，你们愿不愿意到一个地方去？”

　　“哪里？”

　　“我家。”

　　他们就这样来到了帕特利克·坎贝尔夫人家中，一起唱古老的英国歌曲，一起朗诵勃朗宁的诗歌，一起评论威廉·莫里斯的画。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并非仅仅得到了一个人的赏识，而是借此为契机，邓肯结识了一大批具有卓异艺术特质的人物，他们对邓肯今后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

　　关系最密切的是年过半百的画家查尔斯·哈莱和刚满20岁的青年诗人道格拉斯·安斯利。

　　哈莱那希腊式的大鼻梁、优美如五线谱的嘴唇极富魅力。他是一位钢琴家的儿子，年轻时又和美国优秀的女演员玛丽·安德森打成一片，因而他对艺术各门类均通达融会，无滞无碍。哈莱常常邀请他的好友们来他主持的新美术馆发表演讲，如画家里奇蒙讲舞蹈和绘画的关系，安德鲁·兰讲舞蹈和希腊神话的关系，作曲家赫伯特谈舞蹈与音乐的关系……这些演讲几乎全是为邓肯一个人准备的。为了回报，邓肯就绕着喷泉和棕榈树跳舞，在她的舞蹈里显示绘画的神髓、音乐的灵性与文学的气韵。

　　邓肯赢得了上流社会的尊重，爱德华国王和威尔斯亲王都接见了她，并对她赞不绝口。她取得了曾经看来是梦幻般的成功。

　　安斯利刚从牛津大学毕业，热情洋溢，似乎读诗比写诗更棒。邓肯经常不由自主地随着他那柔和的嗓音进入到济慈、王尔德、叶芝们的境界。每当她心醉神迷，安斯利就俯下身来，轻轻地吻着邓肯的前额。

　　除了跳舞，邓肯的业余时间就被这一老一少占据着，要么听诗人朗诵诗歌，要么偕画家出去散步。他们都是真正的朋友。邓肯在他们中间感到非常快乐，可心里却不十分惬意，因为，她的舞蹈虽然获得了诗人、画家们的狂热赞赏，但所有的剧场经理都无动于衷，这就使得她的艺术无法面对大众。

　　她要去寻找更加适合于她的舞蹈艺术的土壤。

　　她想到了“欧洲之都”——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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