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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

　　“展示人的身体是艺术，隐蔽它才是低级庸俗。我跳舞是为了唤起人们的尊重，而不是使他们想起任何卑下的东西。我不会像美国街头上半裸的歌舞女郎一样，招摇过市地挑动色情。这就是波士顿清教徒们传染上的不治之症，他们害怕真实，裸体使他们反感，而含义猥亵的半裸体却令其高兴。他们惧怕用正确的名称说出他们道德上的缺陷。”

　　“我为什么要关心我露出了身体的哪个部位？为什么人体的一个部位比另一个部位更邪恶呢？难道说整个肉体与灵魂不是艺术家表达美的内在信息的工具吗？难道我不是在努力把灵魂和肉体融于一个美的统一体之中吗？”

　　下一站是芝加哥。事态继续恶化。几乎所有上层人士都要求立即驱逐“红色舞蹈家”，福音传教士比利·森迪的口气完全不像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而像一个街头撒野的无赖：

　　“那个轻佻的布尔什维克女人，她的衣服短得不足以盖住胯部。我愿意担任15分钟劳工部长，我将把她遣送回俄国，遣回到高尔基那里。”

　　邓肯不信邪，她又昂首挺胸地站到了舞台上，观众依然是人山人海。而且，在演出之后，他们请求邓肯发言。邓肯被感染了，她微笑着的脸庞宛如一朵凌霜傲雪的秋菊，散发出成熟的芬芳：

　　“我的经纪人告诉我，假如我再发表讲话，我的巡回演出就要告终了。但是，我相信人民，相信艺术。演出结束并不可怕，音乐、诗歌、舞蹈，是无法消灭的。”

　　“我的舞蹈在全美国的女子学校模仿，而当我亲自登台时却遭到四面八方的诽谤，这是为什么？其实，怕的是他们，不是我！”

　　6

　　叶赛宁本来是怀着一种难得的美好心情来到美国的。他当初看到自由女神像和纽约摩天大楼后，诗兴勃发，准备大干一场。要是这样，我们今天就能看到这位天才的俄罗斯乡村诗人所写的“城市诗”了。美国报界的狂轰滥炸，见轰不倒邓肯，就把目标转向叶赛宁，说他信口雌黄，发泄对美国习俗的不满，抨击美国政府等等。

　　叶赛宁脆弱而敏感的神经受不住了。

　　他破坏性的心性又暴涨起来。其时，美国正在全面禁酒，大量的劣质酒偷偷在地下运行，其中有一条汹涌的“支流”开进了俄罗斯诗人叶赛宁的胃口。叶赛宁借着酒力，在餐厅，把桌上摆着的杯盘连同台布一起掀翻在地；邓肯演出的时候，他就打开剧院的窗户，招集一些观众，大讲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在马路上，他故意违反交通规则……

　　有一次，他从波士顿交响乐大厅的窗户里打出一面红旗，用俄语高喊：“布尔什维克万岁！”他经常全副武装地坐在包厢里，皮鞋，皮帽，腰带紧束，黑色皮外套上面还配有子弹夹子。

　　叶赛宁想用诗歌征服欧美的计划彻底破产。他感到自己离诗歌越来越远，他只有在自己的故土上才能酣畅淋漓地写作，他觉得这是一次充满了灾难和失败的穷途飘泊。所有的自卑、后悔与思乡之情，都转化成对邓肯的怨恨。

　　他不懂英语，更不像美国报纸上说的“讲法语”，他在美国又找不到可以听俄语的朋友；他生性多疑，他总是认为全美国的人们都在嘲讽他，取笑他。他焦躁的性格像一个恶魔，折磨他自己，更折磨别人。他往往突如其来地一把抓住邓肯的衣领，凶相毕露地问道：

　　“你给我说实话，你的美国地痞流氓们说我什么？告诉我！”

　　最不能让他容忍的是，这位自称俄罗斯第一诗人的小青年，一时无法获得世界性的声望，他只是依莎多拉·邓肯的“一条尾巴”，每次介绍，人们都说“著名的邓肯的年轻的丈夫”，而不是说“闻名天下的诗人叶赛宁”。叶赛宁每当听到诸如“年轻丈夫”这样的词句，他在宴会或其他公共场合拔腿就走，以示抗议。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学习英语。他傲慢地回答：

　　“那样会糟蹋俄语。”

　　当大家对叶赛宁所表现出的疯病症目瞪口呆时，邓肯只得不好意思地作出解释，也许这是她平生唯一的一次撒谎吧：

　　“叶赛宁患的这种病症并非完全由于饮酒过度，其部分原因是战争期间曾受炮弹震荡的后果；革命时期那可怕的贫困与疾苦，加上饮用了美国的禁酒威士忌所引起的血中毒都导致目前的发作。”

　　邓肯有了尽快离开美国的打算，她折回纽约，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了一场告别演出。她对观众说：

　　“我和我的丈夫很快将返回莫斯科，我们将永远不再来美国。”

　　随后，她靠在寓所里挂着中国刺绣的床上，略显疲惫地接受了专栏作家杨·波斯威尔的采访：

　　“你们美国人不需要艺术。当我把真正的艺术带来的时候，他们却把我押送到艾利斯岛。是的，我和我的丈夫是革命者，每个艺术家都应该是革命者。不，我们不是布尔什维克或虚无主义者，我们仅仅是革命者。”

　　旁边的叶赛宁猛然灵感来了，说了一句诗：

　　“美国就像在欧洲燃烧过的雪茄烟的烟灰。”

　　几乎在邓肯和叶赛宁离开美国的同时，《托莱多之剑》报上刊登了一则报道：

　　华盛顿3月9日讯……劳工部已经决定，依莎多拉·邓肯不是美国公民。劳工部在星期五宣布的决定中认为，由于她和俄国人谢尔盖·叶赛尼（原文如此）结婚，她已失去美国公民身份……

　　美国当然不乏明智之士，他们对邓肯的这次美国之行抱着清醒而独到的看法，这种看法虽然在当时的舆论中不是主流，但对美国却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马克斯·伊·斯持曼就是这样一位贤达，他谈了自己的三个观点：

　　第一，许多愚蠢的美国人料想着他们嘲笑了邓肯，他们大错特错，是邓肯嘲笑了他们。

　　第二，邓肯不仅仅是第一流的艺术家，而且是一种精神，是一种道德力量。

　　第三，邓肯仍然是一个十足的美国人。她被美国放逐，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美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天才妇女。

　　最后，他说：

　　美国起来战斗反对美国习惯——这就是依莎多拉……如果美国战胜它自己——战胜它可鄙的贪婪和假装正经，战胜它的智能的和道德的怯懦，克服它的精打细算和如饥似渴的伪善——如果美国战胜了这一切，那么，依莎多拉·邓肯将被雕塑成一座青铜像，在将要破晓的新的一天矗立在人类圣殿的大门口。她将挺立在那里，显示出焦急渴盼的姿态，一腿膝部抬起，两臂紧张伸展，就像在表演《军队进行曲》或塞西亚勇士之舞时那样美——一个富有战斗精神而强有力的女人，是那些把勇敢像盔甲一样披在身上并为肯定美国生活而斗争的人们的象征，是他们真正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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