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S·杜鲁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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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杜鲁门对华态度的最初想法体现在1945年4月26日的一份备忘记中，首先，他利用中国作为与苏联、英国进行政治交往的筹码。他希望苏联可以在中国东北和外蒙古有特殊权利，而英国可以在香港和西藏上捞到好处，并促使中国在东亚地区不能“称霸”。　　第二，他希望在经济上打开与中国通商的大门，给予蒋介石政府以一切可行的经济、财政和技术的援助。　　并要求立即与中国进行谈判，订立一项广泛的、现代的通商条约。第三，在军事上全力支持蒋介石政，一方面力求加强中国进行战争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一方面着手改组、训练和装备一部分随同国民党军队。　　这样，能组织强大的力量在驱逐日本人的战斗中发挥重要作用，又能促进“中国的统一”。鉴于中国不稳定的政治局势和内战的可能性，以及与苏俄的复杂关系，杜鲁门决定暂不帮助蒋介石发展现代化、有效的军事组织。　　1945年5月14日，杜鲁门再次会见宋子文，宋要求拨付允诺的两亿美元黄金，杜鲁门表示同意。　　但他私下认为中国所需的是进行紧急的财政上和经济上的改革，用出卖黄金的办法消除通货膨胀已被证明是无效的。6月9日，杜鲁门会见宋子文时谈到了中国领土的问题，说明美国对中国领土并没有任何野心，但提醒他注意苏联的动机。宋子文要求美国支持中国废除一切殖民地时代的旧制度，而杜鲁门则把话题转到了尽快结束太平洋战争的问题上，并安慰宋子文说，美国不会作损害中国利益的事。　　宋子文十分感激美国的帮助，但他不知道，正是这种帮助使中国陷入了内战的深渊，杜鲁门的黄金没有支撑住蒋家王朝腐朽的上层建筑。　　欧洲战事结束后的美国国内问题也日益复杂了。　　德国投降以前的10天中，杜鲁门不断地和各阁员和三军参谋长谈话，研究哪些部队和物资供应送往远东。　　同时保持足够多的占领欧洲的部队，以维持被打败的国土上的法律和秩序。也为了防止再有希特勒之流煽起疯狂的民族主义火焰。但国内的反战厌战情绪高涨起来，要求军队复员；同时，杜鲁门还面临着怎样有条不紊地把一个以军需为基础的经济转为民用经济，把在战争中的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予以安置的重要任务。　　因为美国远离欧亚战场，它的本土未遭受任何破坏，而且它在战争初期与各国的贸易使它大发战争财，所以当时美国的工业力量是十分雄厚的，但其中军需生产厂占相当大比重，民用生产企业数量较少。于是战后主要食品的供应越来越不足，糖的供应已经削减到原来分配定量的75%。而另一方面，往国外输出粮食的要求却越来越多，杜鲁门感到了20多年来的第一次产品匮乏，因为“所有剩余产品都消耗完了”。　　1945年5月1日，杜鲁门召请物价管制局局长切斯特·鲍尔斯来白宫商讨定量分配问题。鲍尔斯抱怨说国会的批评和有些地方对定量分配的抗拒已使得他难于继续工作，许多手下的官员已经辞职。杜鲁门分析认为，物价管制局的压力主要来自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效劳的院外人士；在争取胜利的时候，人民和国会都不会反对物价管制局。同日，杜鲁门发布了一个公告，高度评价了物价管制局的工作成绩，强调了它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号召人民支持它的工作。“这不但是为了保持国内的经济平衡，而且也补充了我们盟国的极其枯竭的资源和供应品”。　　然而，许多工人不能忍受这种恶劣的生活条件，起来罢工。联合煤矿工人领袖约翰·路易斯领导了最大的一次罢工，他义正严辞地向政府提出了改善矿工福利等要求。杜鲁门对这次罢工极其恼火，因为这些矿区生产的煤对二战时物资的生产和国内消费是十分重要的。于是，他采取了强硬措施，责令内政部部长哈罗德·伊克斯接收了所有生产作业已中断或有中断危险的煤矿，由政府经营私人企业，迫使原来工作的人继续工作。　　5月3日，杜鲁门行使总统否决权，否决了国会通过的一项关于延缓农业人服兵役的决议。他认为，在战争期间每一个公民都有为自己国家服兵役的义务。　　而实际上，1945年5月的时侯，正是欧洲和拉美等刚从法西斯魔爪下解放出来的国家正需要粮食援助的时刻，而美国也正是他们最主要的援助国。　　杜鲁门的另一个着眼点是政府机构的改革。他认为目前职权重复，推卸责任以及混乱和浪费盛行。应该改组政府行政部门，以增加工作效率。他计划建立一个职权划分完全明确的政府体系；即：把责任交给那些遴选派定的各个部门和首长，而总统的政策方针是他们办事的依据和限制。他提议建立福利部，主管不断扩大的公共福利事业。　　但是，杜鲁门很快就在权力下放问题上得到了第一次不愉快的教训。　　5月8日，对外经济管理局局长利欧·克劳利和代理国务卿约瑟夫·格鲁向杜鲁门总统递交了一个关于“租借法案”的重要文件，是由罗斯福批准的，但没签字。其主要内容是授权对外经济管理局和国务院在德国投降时采取联合行动削减租借物资供应量。杜鲁门认为很好，不假思索地签了字，谁知一下招致了大麻烦。　　克劳利按命令去做，下令禁止把一切物资运往俄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甚至要求某些船员中途开回美国港口卸货。英国遭受的打击最大，对欧洲胜利后美国援助的减少感到不安。它要求继续执行租借法案，理由是1944年9月14日魁北克会议上英美两国首脑已达成了战后美国援助英国的协议。于是，1945年5月下旬，英国两次致电杜鲁门，要求遵守协议，恢复租借法案。苏联也感到十分愤慨，它认为这是针对它的行动，斯大林在给杜鲁门的信中谴责了美国的行为，并以南斯拉夫、波兰问题相威胁。同时，国内的反应也十分激烈。5月31日，他收到了5个国会议员的联合署名的一封信，指责他废除租借法案造成的影响。6月初，李海将军报告说国务院和陆军方面都希望给予欧洲租借法案的援助，特别是供法国驻扎在德国的军队使用。　　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杜鲁门只得恢复了租借法案，但他坚持苏联只有参加对日作战才能得到巨额援助，而那些没得到美国援助的，可以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得到帮助。　　虽然杜鲁国恢复了租借法案，但他并不认为这样就万事大吉了。他认为，为了应付欧洲战后的需要，美国必须推行一个各方面相互配合得很好的政策，而不是力图靠租借法案的办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在考虑一个欧洲复兴的计划，这与战时的租借法案完全是两回事，由此可见，后来的“杜鲁门主义”不是凭空而来的。　　杜鲁门对租借法案有着高度的评价：“它是天才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伟大成绩。毫无疑问，租借法案高达420亿美元的花费拯救了许多美国人的生命。通过租借法案装备起来的每一个俄国、英国、加拿大的士兵，当他们投入战斗时，会大大减少美国青年在争取胜利中所面临的危险。我们无法回收这笔款，但我们所拯救的许多人今天还活着，美国也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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