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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正是那场空前的脑膜炎的流行，我于1974年来到了圣·保罗。对于流行疫病我已并不陌生了，我在流行病情报所已经两年了，不过还从没遇到过这么大的疫情。我接受的特定任务是同泛美卫生组织（PAHO）以及巴西政府一起工作，估定疫情在各大城市流行的范围并协助制订控制疫情的策略。在圣保罗，病案数字估计有两万。我到达那里时，有报告说里约热内卢（Riode Jarieiro），贝洛奥里藏特（Belo Horizonte），以及巴西利亚（Brasilia）都出现了疫情。巴西全国的疫情病案数字估计超过12万。不仅大城市流行，甚至人口不太密集的社区、医院和诊所也都挤满了患者。毫不奇怪，每一个感到轻微头痛和发烧的人都跑到医生那里去，生怕自己已落进了脑膜炎的魔爪。医生和药剂师们在过多病人的压力下，工作更加艰难了。

　　巴西的情况助长了疫情的传播。病菌在人口过剩、极度贫困的环境中繁殖。这里的贫困跟我在扎伊尔见到的完全不同。在非洲，至少还总是有点生存所必需的经济在运行：防止长期干旱，人们通常总能种点粮食足可温饱。我从来没见过任何像圣·保罗这里的情况。这里的贫困，超乎想像，像瘟疫一样任意肆疟，把整个里约和圣·保罗地区变成了骇人的贫民窟，暴力与致命的病原体的肥沃的滋生地。人们告诉我：圣·保罗的贫民区，通称favelas，座落在该市周围的斜坡上，每年以五十万人的速度增长着。贫民窟的居民大部分来自农村，那里已无法为生，被城市里的工作机会引诱而来。随着已西人口的迅速爆炸，导致了寻求职业和资财的剧烈竞争。在里约，以及较小程度上在贝洛奥里藏特、贝伦（Belem），圣萨尔瓦多（Sam Salvador），和福特莱萨（Fortaleza），都有与此相同的景况。

　　事实上，全世界都以空前的速度在向城市化发展。在那些贫民窟里，空间极为有限，人们到处打桩圈地，为自己找一片存身之处。典型的贫民窟里，其住处是白铁皮，粗麻布和纸板用铁丝绑在一块搭起来的棚舍组成的大杂院。到处见到的是衣衫破烂、混身泥垢、长满了疥疮和其他寄生菌的儿童在污泥里玩耍。人们家与家的界限无法分清，根本就没有个人空间这回事。对于这些城市贫民，个人隐私是超乎想像的。室内地是泥土的，全部家具只是三两张床垫、几张垮坏了的椅子，可能有一块破烂了的地毯或一张破旧的木床。大家挤在一起睡觉。自然，卫生设施实际上不存在，一旦下雨，那些贫民窟便都成了污泥的海洋，臭水和污物散发着难闻的气味。

　　那可怕的流行病跟泛美卫生组织官员们的低效率也有关系。他们对于怎样处理紧急情况很少注意，更缺乏动力。在那些日子里，泛美卫生组织的官员们来自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他们只讲西班牙语，从未学过巴西人的母语葡萄牙语。这样一来他们同巴西人的关系便不那么融洽，从而严重地影响了泛美卫生组织处理疫情的能力，他们常常发现自己被切断在决策过程之外。（我们只能希望这现象现在已经消除。）由于我不想自己也靠边站，所以我尽可能快地学习葡萄牙语。假如我想要做成任何一件事，我必须想到怎样同泛美卫生组织维持良好关系，同时跟巴西人结成真正的联盟。

　　在这样的形势下，还有一线光明的希望。脑膜炎双球菌是对青霉素高度敏感的少数几种细菌之一。青霉素是价廉而又有效的抗菌素。问题在于，感染初期，很难肯定谁感染了脑膜炎双球菌，谁没有感染。如果谁得了，发作得快，就得赶紧治疗。那些日子里，巴西举国惊慌，无论害了什么病，都怀疑可能是脑膜炎。

　　在贝洛奥里藏特，米纳斯吉拉斯（Minas Gernis）州的首府，我同该州卫生实验室合作，协助培养诊治流行脑膜炎的技能。做这工作，志气、耐性和良好意图是重要的，但是随机应变的能力更为重要。当我们把一些不同类型的实验室合并在一起之后，却还缺少一个细菌培养器，那是培养细菌的一件关键性设备。一位名叫乔治·戈尔曼（George Gorman）的“疫病控制中心”的技术员在一个旧木柜里装上一个灯泡和一支温度汁，就成了可代用的细菌培养器。假定这个细菌培养器是我们的暖房的活，我们还需要“花盆”来培养从可疑病人那里采来的细菌。我们就用插蜡烛的瓶子来代用。蜡烛燃尽了氧气，瓶子里满是二氧化碳。脑膜炎双球菌就渴求这样的环境。它们一得到这样的环境就很快繁殖。把这些繁殖出来的群体，用格拉姆氏染色法加以处理，放在显微镜下，如果确是脑膜炎双球菌，就会现出典型的红色双球菌来。

　　我们很幸运，因为有一种流行脑膜炎的疫苗问世了。那是六十年代未洛克菲勒大学（Rockeffeller Universitv）的埃米尔·戈茨利克（Emil Gotschlich）发现的，是一种醋类疫苗，对预防A型和C型脑膜炎双球菌很有效。这种多酪疫苗是脑膜炎双球菌多糖外衣的分子做成。人类免疫系统对这种糖外衣的反应，就像对脑膜炎双球菌一样。这样产生的反应，对日后有人如真的碰上脑膜炎双球菌时，就能保证免疫。碰巧，巴西这次流行的脑膜炎正好主要是A型的双球菌，其余一部分是C型的，这种疫苗对它们很可能是有效的。

　　巴西政府大力推行了一次注射疫苗运动，取得完全的胜利。在那疫病流行的两年里，卫生局为六七千万巴西人民（相当于1974年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成功地注射了疫苗。那么多的生命得到挽救，那么多的儿童免于破相或残废，举国为之欢腾。只遗憾注射疫苗运动开始得还不够早。当运动开始时，已经有五千到一万人死于流行性脑膜炎了。

　　1976年正当我将结束在巴西的工作之前，忽然接到“疾病控制中心”的顾问比尔·费奥基（Bill Feoge）打来的长途电话。比尔后来成了本机构的主管。他身材细瘦高大，对自己的工作抱着一种救世的热情。他的奉献精神和诚实直率的品质，对于从事公共卫生工作的人（包括我在内）来说，他是个好导师，而对某些官僚政客来说，则对他深怀戒备。他在电话中告诉我说“疾病控制中心”有兴趣在塞拉利昂（Sierra 1eone）建立一个野外工作站来研究二种新的疫病。我特别注意听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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