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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有了这批仪器，我得通上电源。我在扎伊尔教书时，有摆弄电线的经验，但是我现在没有时间，只能雇用当地的一名电工。我想我在旁边监督着他干活，一定能保证他把活干好。当他说他已经干完活时，我对插座和缆线检查了一番，似乎没什么问题。关键的时刻到了，电源是否接通了呢？我把一个110伏特的显微镜插上电源，可我却立刻遭受到110伏特的电击，肯定电源接错了。我又把小点的仪器插上电源，结果是一样。肯定这是根本性的装接错误。电工忙着向我保证说一切都是按我指点的那样做的，那么我的手指怎么会遭电击，又那么疼痛？

　　我怀疑是地线有问题。我打开保险盒，看见里面的地线都没有接上，原来是电工把零线和火线接好了，但是地线却绕成一团，没把线头接上。他把我当成地板了。我耐心向他解释地线是干什么的，怎么个安装法。他听到后就照办了。我不知道凯内马其他的建筑情况会是怎样。管它呢，幸好现在我可以坐在我的实验室的椅子上操作仪器而不会遭受电击了。

　　要使我的实验室运作，得找些人来工作。我需要四个方面的人选。鉴于我们的工作条件，我不能只要求专业水平，还得对拉沙病毒免疫。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一种生活在灌木丛中中等个头的鼠类，大小在一般老鼠和美国的家鼠之间。它们是拉沙病毒的载体，在胚胎期间就受到病毒感染。它们自己不发病，但是尿液中分泌病毒。病毒在老鼠体内不断繁殖，然而却躲过了它的免疫系统，也许是让免疫系统误认它是老鼠本身而不是病毒了。疾病的持久性使病毒得以在病人体内不为断繁殖。病毒就是如此残暴和聪明，如人体免疫系统缺损病毒就会使无数人终身为它们服务，而我们至今对它仍缺少了解，既不能医治，也不能预防。

　　当时，从患过病的人身上取得的抗体是对付疾病的最好方法。抗体不能防止人们再次感染疾病，但至少可以使人们再次患病时，病情不会过于严重。不管怎样，我得尽量防止我的工作人员染上瘟疫。要和分泌大量病毒的老鼠打交道，那是桩十分危险的工作。我对这事有点担心，但是也没必要过分忧虑，因为不难找到有拉沙病毒抗体的人。主要问题在于要找到既有抗体而又能胜任此项工作的人。塞拉利昂东方省没有几个人上过一两年学，应征者中最高水平的只上过高中，粗通文化和一般计算。

　　在这里除了通过人事关系而获得少数几个政府职位外，可干的工作就是农业，谁有必要为此而上学呢，因此，我能找到的应征者极为有限。我也需要会说本地方言门德语（Mende）和较通用的克里奥语的人。最后我还需要掌握基本医学知识的人。很快，我发现很难找到这样的人。实际上，要为这项工作找到训练有素的医生的努力早就失败了，这不足为奇，塞拉利昂没有医科学校。本地的医生来自两条系统，或在西方或在苏联受过训练的。在西方上过学的，回来后一般在弗里敦找到较好的岗位，或是为政府工作，这样可以得到政治上的好处，可观的年金，下午和晚上还能在私人场所兼职。他们很少到农村来。

　　从苏联受训的人口国后则大多到政府医疗系统工作并立即被派往农村。从理论上说，在苏联受过训的医生在派往农村前要先在费里敦实习，而实际上，这种所谓实习只不过是从几乎不合格的医生中把最不合格的淘汰出去而已。地方医院中充斥着这种不合格的医生，他们大多是莫斯科卢蒙巴友谊大学（Patrice lumumba Friendship Uuiversity）的毕业生。该学校的课程表中政治理论课要比解剖学来得多。许多在苏联受训的医生比屠夫强不了多少。他们在毫无戒备的当地居民身上随心所欲地胡乱操作着。过不了多久，连最无知的村民都懂得对政府医院要退避三舍。

　　不幸的是，村民常常是无处求援。垂危的病人要乘一种蓝色的小卡车在破烂不堪的道路上颠簸几英里去找一家比较好的教会医院。这种卡车是作为万能车辆行驶的，通常挤满人和货物，牲畜也像沙丁鱼似地挤在一起，粪便四流。挤不进车厢的乘客就爬在车顶或悬挂在车箱两旁和尾部，真是生死攸关。

　　尽管没有合适的医生，我却获得许多应征者。用凯内马的标准来衡量，我快成为大雇主了。卫生部向我推荐了几名候选人。我面谈的第一批人竟都是卫生部某个人的亲戚，根本不符合条件。我很快发现我必须接受他们推荐的任何人，这些人被录用后得付钱给他们的推荐人。我需要卫生部的合作，否则我没法实行我的方案。因此，我的处境相当微妙。

　　于是我采取超额雇用人员的办法，录取了包括卫生部推荐的人和真正符合条件的人。我告诉大家我现在只是试用，之后要根据他们的表现择优录用。这种作法，不管最后谁被录用，大家都不丢脸。落榜的人只好责怪自己不够条件。

　　于是我在凯内马开始培训新雇员。训练开始，我让他们实际操作并接受书面考试以了解他们的水平，最后我留下了一批我认为可以培训成为合格技术人员的年轻人。大多数高中毕业，没多少工作经验。这也不错，他们还没来得及养成不良的工作习惯。我从最基本的要求作起，告诉他们必须每天准时上班，在实验室里，我告诉他们要完成哪几件事：不幸的是，那时，这些简单的要求对塞拉利昂的许多资深的政府雇员来说也是新鲜事。

　　录用和培训雇员是桩艰苦差事，但是高兴的是我找到几个很不错的人，其中有些人和我们共事了13年以上。特别运气的是我们找到约翰·坎迪（John Kande）。坎迪个子不高，稍胖，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他对棕榈酒嗜好的发展，他变得愈来愈胖。圆圆的脸上留着小胡子，黑眼珠上老戴着一副墨镜。他性格开朗，颇受妇女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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