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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

　　1976年爆发过流行病后，世界卫生组织采取预防措施，贮存了一些物资，因为类似的考察队可能需要它们。他们带我们到了贮藏室，里面有起保护作用的纸衣服和塑料工具，等等。还发现了几个遮盖整个面部的、预防有害生物物质的面罩——样子很难看，戴起来非常不舒服，它们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用的防毒面具。可是，我们以感激的心情拿了一些面具与保护性的工具，把它们与海伦为我们包装的物品放在一起。没有时间了，我们急忙赶往机场，登上了去喀土穆的航机。

　　有了1976年埃波拉病毒传染爆发的经验，我们知道，我们必须作好准备，以防小组成员在苏丹边远地区感染了埃波拉。我们已和比利时驻喀土穆大使馆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作出安排，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类事件，与“疾病控制中心”联系。同时，我们决定，撤退最好是从欧洲派一架飞机来协助进行，飞机到达苏丹之前，可先在开罗稍停，把存放在那里的现场隔离箱带来。要防止与病人接触的任何人受到感染，隔离箱是必需的。这样，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出发之前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可靠的计划。

　　事实很快证明我们错了。

　　到达喀土穆时，我们为自己鼓鼓气，以便会见保罗和法克里所介绍的那位自命不凡的、固执的官员，但我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正好外出了，而是由他那非常讨人喜欢的助手前来迎接我们。他告诉我们所有到恩扎拉的航班（本来就不多）都取消了，因为政府设立了防疫线。由于有流行病，去南方的航班已受到限制，去朱巴——离恩扎拉最近的城镇一一的最后一次航班在两小时内就要起飞。也不知道是否很快还有另一次机会。我们必须迅速作出决定，这真是进退两难。本来我们以为在喀土穆会有足够的时间收集更多的有关流行病的信息，弄清当地的政治情况。最后我决定独自前往朱巴。了解一下那里的形势。从那里，我可以尽一切努力找到去恩扎拉的交通工具。我将罗伊留下，收集世界卫生组织为我们在喀土穆存放的防护衣，期望晚些时候我们在恩扎拉相会——假定他能够到达那儿。

　　苏丹航空公司不能算是世界上主要的航空公司，甚至不能与塞内加尔航空公司、布鲁斯（Br0usse）航空公司（扎伊尔）和塞拉利昂航空公司（现已停业）这些无名的航空公司相比。不管有多少经验，也经受不了这次飞行给我们这些可怜乘客带来的神经紧张和心脏怦怦跳的感觉。飞机能起飞似乎是一个奇迹。而这次航行能够安全着陆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只要说下面一句就够了：飞往朱巴途中的恐惧早把我对流行病的担忧一扫而空。

　　经过了紧张不安的两小时后，飞机降落在一个坑坑洼洼的简易的柏油跑道上。终点站不过是一个上面盖着有光泽的马口铁屋顶的大棚子。只看见几个人，荒芜的气氛笼罩着这整个地方。飞机立即开始滑行，掉头飞回喀土穆，没有载任何乘客，因为飞行员不愿在附近停留。

　　虽然我们正好在赤道的北边，我对这样的酷热仍然没有准备。在这个可怕的地方，把一只脚挪到另一只脚前面也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在我出发到恩扎拉之前，我需要从在朱巴的联合国工作人员那里尽可能多地了解一些有关流行病的情况。第二天早晨，我到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大院。院子里有几座围着游泳池修建的拉毛粉饰的、上面有马口铁屋顶的房子。酷热使游泳池吸引了不少人。显然，联合国大多数的工作人员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法国人。他们的工作不可能是愉快的，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天气热。苏丹这部分地区经常处于骚乱之中，叛军不断威胁着当地的百姓。在最好的季节也总是缺少粮食，现在则更难搞到手了。情况虽然不好，但这里的局势（别人告诉我）比这个国家的西部要好得多。

　　我开始问他们是否知道有埃波拉那样的病例。在大院里与我交谈的人都未听说过朱巴发生过这类病例。我会见的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传教士也仅模模糊糊地知道这个国家的西部可能在发生着什么事情，但他们不能肯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知道我在这里不会有什么收获。由于交通阻断，受疾病侵袭的地区几乎没有通讯联系，我对这些不应该感到奇怪。我正到处寻找交通工具时，罗伊·已伦来了。他是乘一架警察飞机来到朱巴的。这架飞机是他设法从喀土穆的官员那里征用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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