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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

　　§苏的故事

　　那是1983年夏天我到扎伊尔调查金沙萨的艾滋病情况的前几个星期。当时我正要会见一位将以许多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我的生活的研究人员。我曾从戴维·辛普森（DavidSimpson）那里听说过她。戴维是“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调研员，曾于七年前积极参与对苏丹埃波拉疫病爆发的调查。他写信告诉我关于一位对病毒性出血热症的发病原理感兴趣的英国妇女。她名叫苏珊·费希尔·霍克（susan Fisher Hock）。她瘦小但精力极为充沛，善于以清晰的语言表达思想感情。她有一头红色卷发和金雀斑。她在亚特兰大受美国全国退伍军人疾病大会（National Legionnaires' Disease Conference）邀请发表她对退伍军人疾病（legionella pneumophila）细菌在英国的热水系统中传播的新数据时，给我打过电话。她在报旨中指出：一旦在英国发现退伍军人症时，她认为这不可能来自空调系统。寒冷潮湿的岛国是不常用空调的。因此她开始在别处寻找细菌来源。

　　我不明白这种研究工作同病毒性出血热症的发病原理有什么关系。但我很快就明白了。

　　我了解到，除关于退伍军人疾病的研究外，她已经在英国波登·当（Porton town）的第四级病毒实验室对埃波拉病毒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显然她正热衷揭示这种病毒的种种神秘。当她告诉我关于她所做的埃波拉病在猴子身上的感染试验时．我感到震惊。她同从事研究工作的同事们的工作条件令人吃惊，基本上她们能够依赖的唯一的保护是用来清除空气污染的一些高效粒子，一件相当于大号睡衣的隔离服和一个面罩式呼吸器，而她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从事研究而不受感染，则更为惊人。

　　苏正在进行的试验是空前的。“疾病控制中心”对此特别感兴趣是因为埃波拉病毒和拉沙病毒作用于人体的方式极为相似，当她回来参加大会时，我们同意她应尽早到“疾病控制中心”来进行一系列有关拉沙热症发病原理的试验。我向她保证，新的工作环境将对她的生命会有所改善，我在下午的退伍军人疾病大会上同她分别。

　　奇怪的是，1976年我在苏丹的同一项调查工作是苏卷入病毒学研究的间接原因。她在这个领域里的兴趣是由戴维·辛普森引发的。1978年，她在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攻读硕士学位，听了辛普森的讲课。那次讲课对她是一个转折点。还是让苏来讲她自己的故事吧。

　　戴维当时正在波登·当从事出血热病毒的研究工作，那是英国唯一的热试验室，可以供他继续进行他在乌干达荒漠中开始的病毒性疾病研究。他是对分离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作出贡献的一批科学家之一——也许是他应得的最大荣誉。我对出血热并非一无所知。我听说过戴维也曾研究那神秘的绿猴病（玛尔伯格病）（Marburg）；我也知道与此有关的埃波拉病毒看上去很像，长丝状、卷曲和缠绕的玛尔伯格病毒，是能致人死亡的疾病。这种病毒如此神秘和凶暴，使我想起科幻小说《安德罗美达菌株》（Andromeda Strain）中虚拟的来自外星球的疫病。它来自何处？何以具有如此致命的毒性？我要进一步了解它。这种病毒实际干了些什么？为什么患者染上它便迅速死亡？

　　我清楚地想起戴维·辛普森的讲课。我听过戴维讲述他1976年在扎伊尔调查埃波拉病毒的经历。

　　我们的飞机经过滑行停在朱巴（Juba）机场的停机坪上，准备把东西都卸下来。麻烦的是我们的装备大多。女工政府坚决相信防毒面具的效用，这种传统的信念无疑是二次大战中皇家空军的英雄范例所造成的。然而，在战斗中适用于飞行员的东西，并非对解剖埃波拉病毒死者尸体时你脸部最需要的东西。你发疯似地淌着汗水，几乎看不清你的动作。但我们别无选择。当我们着陆时，飞行员回过头来对我们说：

　　“要交着陆费，请替我们付吧”，说着，就将我们连同我们所有的装备扔下飞机，立即飞走。

　　戴维是1976年世界卫生组织埃波拉病毒研究小组在苏丹的主要调查员之一，他是一个才华横溢具有吸引力的讲师，但同时又有点自行其是，靠头脑和毅力在人生道路上一帆风顺，而他确实有毅力。我怀疑他从未仔细准备讲稿，可是他的讲课水平总是一流的。也许因为他是爱尔兰人，具有传奇的爱尔兰人天赋的口才，说起后来令人不得不信服。但是吸引我去听课的既不是戴维的赃力，也不是他的深刻的智慧。真正引起我的好奇心的是他在世界各地探寻病毒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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