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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

　　值得欣慰的是，有一个例外：皇家自由医学院院长费朗西丝·加德纳夫人（DameFrarces Gardner）出于好奇，约我面谈。我们谈话之后，她同意接收我，尽管这样做明显地违反招生委员会其他委员的意愿。于是她提出一条不可违背的条件：我必需出具丈夫的信件，保证他在我结束四年学业之前不与我离婚。他照办了。

　　加德纳夫人嫁给一个名叫乔治·奎斯特（George Quisi）的好人。他是我遇到过的最古怪的人，他的名字令人想起狄更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其实，曾有谣传他是理查德·戈登（Richard Godon）的喜剧小说《家庭医生》（Doctor in The house）中的古怪外科医生兰斯洛特·斯普拉特（lancelot Spratt）爵士的原型。他常常拒绝在外科手术教室中进行手臂消毒，虽然十分合理的，他自己从来没有不进行消毒就做手术。他走进手术教室，穿上一件大号的塑料工作裙。为向他的学生演示一项外科技术，用带血迹的棉花球取出一大套钳子，利用这套钳子在围裙的正面阐明他的论点。他的腰围很大，因此有足够的地方进行演示。有一次乔治·奎斯特在开车（他开车不稳）将我从一所医院送到另一所医院的途中告诉我说，有一个（唉，也许不足凭借的）传说，说他曾经给钱让正在建造一所新医院的工人们喝啤酒，鼓励他们坚持罢工。他说他不赞成新建筑。

　　我抱着相当程度的忧虑进入医学院。我肯定我会处于一群很聪明的男生中间，他们将彻底胜过我。此外，在路上来回还要各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们注在离伦敦50英里的地方——这就耗费了我一天的大部分时间。但是我感到能够进医学院学习是一种殊荣，因此我不在乎不能满足家庭和工作两方面对我的要求。我非常幸运有家庭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我的能力甚至使我自己也感到惊呀。而且我后来竟能在交通车上大量地阅读。唯一的问题是当我取出我的解剖学书藉——特别是当我翻到有关性的片段时，同车的穿着细条子工作服的人所表现出的惊奇。在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甚至把盛放着一具真正的骷髅的盒子放在我头顶上方的行李架上，但愿它不致于掉下来将所盛的东西散落地上。有人告诉我，如果出了这样的事故，根据不知何时制订的“解剖法”，我将会被抓起来。这条法律就是为了制止任何与医药有关的东西不当地惊吓公众而制订的。

　　我的事业也受到另一位意志坚强的妇女的影响，她就是希拉·谢洛克（SameShei1aSherlock）。是她引导我通过了实习医生。她相貌威严，对人要求严格，她因为对引起黄胆性肝炎在国际上所持的立场而以黄色皇后的绰号著称。在她的管辖下，根本不允许出错。她秉性古怪，才华出众，可能会是《爱丽斯漫游奇境记》的作者笔下创造出来的人物。有一次她参加她的住院医生们组织的一个圣诞节聚会，她径直走到盛着混合香甜饮料的大酒钵前面。那是一个放满干冰的大色谱箱。为的是使它放出诱人的雾气。住院医生们一时都沉默了。

　　她先品尝了调制的饮料，然后撅撅嘴皱起眉说：“酒味不够”，她转身对一位住院医生说：“孩子，到我桌子底下把一瓶威士忌酒拿来。这酒是一位病人为了感谢而送我的礼物。”酒瓶一到手，她就把酒倒进大钵，统统都倒进去了。这次聚会结果开得很好。

　　我很幸运与特丽莎·泰特（Teresa Tate）成了好友。她是一个可爱的女孩，有着一头淡黄色的头发。她出身有钱人家，还曾与安妮公主（Princess Anne）一同上学。因此她进医学院并非为了将来的生汁．而是出于她要成为一名外科医生的志愿。她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挡得住她。当我们两人结合在一起时就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这使谢洛克夫人非常高兴。这是我一生中见到的领导偏爱妇女甚于男人的唯一一次。

　　有一次，特丽莎和我忽发奇想，用彩色蜡笔在病人的记录纸上做标记：红色代表血红蛋白，黄色代表胆红素（bilirudin）。胆红素是引发黄疽病的。我们把结果贴在病人的床脚一端。谢洛克夫人党得这样做挺好，并让年长的住院医生们看。她大声说：“瞧，孩子们，事情就该这么做！”（她总是称呼男士们为“孩子”。）“现在你们可以看见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的同事们真正喜欢我们两人。我们可以看见他们那种咬牙的样子。

　　医务实习期后。我必须当六个月的外科往院医师。但外科不适合我的性格，外科医师好像并非真正需要用脑子办个。他们老是开刀。除此之外，我的兴趣在另外的方面。自从我在谢洛克夫人手下工作、护理肝炎病人起，我就对病毒着了迷。因此当我一旦完成了外科注院医师的任务之后，就自然而然地到公共卫生实验室服务部，（PHIS）（Public HealthLaboratory Service）去工作，那里是英国一个病毒学训练的好地方。

　　问题是那时候病毒是科学的灰姑娘。医学界对病毒并不认真对待，因为他们认为病毒并非引起疾病的一个主要因素，而且，不管怎样，“没有办法对付病毒”。在那些日子里，把公共卫生的重点放在疾病的预防上是一种陌生的观点。你等待患者得病，然后设法去医治他。此外还广泛地相信现代药物已经战胜了像小儿麻痹症那样的疾病，一位同行甚至为我的兴趣而责备我，他坚持认为我专攻病毒性疾病是很“不恰当的”。他说我需要深入研究的是细菌学一一像他所做的那样一一那一定会提供我成为一个病毒学家所需的一切知识。然而，不知怎么，我坚信他是错的，而且，在这点上，大多数人是错的。我坚信病毒学将成为一门有发展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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