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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八

　　正当我们在玛玛·那模和大学医院病房真正开始工作时，我们组减少了一个人。汤姆·奎恩被召参加在丹麦举行的会议，在我们完成调查工作前不能再回到扎伊尔。（然而在以后的几年中他仍是组里重要的成员）。因此，组里只有我，彼得，亨利·台尔曼和费雷德·费恩索德。希拉负责试验室工作。我们的调查工作是紧张的。每天我们必须对病人进行体检并收集样本，在下午前将材料送到试验室。我们能给希拉的时间越多越好，她的试验程序需几个小时。我们用一个临时装配的设备将细胞和样本置于合理的条件下加以冷冻和保存以备将来使用。这套装置包括一个液体氮气罐，一般温度是-200C（-328F）。

　　但是如果将细胞直接放进这样温度的液化氮中，他们冷冻得太快，会膨涨并爆裂开来——这将使我们不能用冷冻的方法达到保存的目的。因此我们将装细胞的小瓶侵入一种特殊介质中，然后装进厚纸袋中慢慢地不是浸人液化氮而是浸入它的蒸汽，真的温度是-80C（-112F），蒸气要暖和的多。这就像我们跳进游泳池之前先把脚弄湿一样。但是液氮蒸气要远远比这个来得更冷。倘若把脚浸入氮气中就会冻坏。我们将细胞暴露在液氮蒸气中几小时直到它们缓慢地、均匀地冻结。程序是费时的，我们很少在晚上八九点钟前完成。试验室的工作既费时又乏味，但希拉都承担了下来。虽然她对研究T4／T8细胞有相当技能，但每天晚上要坐在显微镜下两三个小时，使她的眼睛和背部受到伤害。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一项艰苦的工作——精密、细致的工作，但也是艰苦的。

　　在我们调查的第五天，一位20岁的妇女昏迷不醒地被送进卡皮塔医生的医务室。她的家属告诉我们她已病了几个月，发高烧，体重明显减轻并剧烈咳嗽。他们说过去两周里，这些症状继续发展，她开始感到剧烈的头痛并昏昏欲睡。当他们实在不能把她唤醒时，才决定送到玛玛·那模医院。就这样我们和那玛（Yema）相逢了。


　　§城里的“自由妇女”

　　九年前，当那玛全家从卡南加（Kanange）迁往金沙萨时，他们很自然地被吸引到这“城里”来。（卡南加有一百多万人口，有着世界上最大的无电城市的不光彩的名声）。“城里”位于金沙萨的中心，是个破乱不堪的贫民窟。由木材、水泥、泥上、铁皮和破纸板搭成的一排排房屋组成。实际上，任何材料都行，只要能挡雨、防止害虫和侵犯者，以及恶鬼。这里是金沙萨的一部分，有很多小商店，人们可以买到便宜的中国或泰国制造的玩具，可以修理汽车和自行车。或用废轮胎修补鞋跟。“城里”是没钱人定居的地方。他们相信一旦找到工作便可以迁到好一点的地方去住，但是这种美梦很少成真。

　　在“城里”，妇女挣钱的办法之一是出卖自己。所谓的“femmeslibres”（“自由妇女”）并非必须是未婚女子，更常见的是寡妇、离了婚的、分居的，或者索性就是被抛弃的妇女。她们没有其它的供养来源，亟需金钱来养活自己和孩子们。说她们是“自由”的，是从这样的意义来说的，就是她们可以提供随意的“性”来换取金钱或礼物，而不是职业意义上的“妓女”。这种区别很重要，“职业的”是指经常的工作，而“自由妇女”只是偶而为之。由于人口增长，经济衰落，城里的情况日益恶化，“自由妇女”现象越来越普遍。这只是又一个例子，说明妇女低下的社会地位加剧了对健康的危害。

　　那玛是七个孩子中的老二，虽然她的父亲是文盲，却在啤酒厂找到一份扛啤酒箱的工作。步行或乘公共汽车上工，每天来回要几小时。有时他几天不回家，结果那玛的母亲只好担负起养活她自己和一家的重任，尽管她竭尽一个母亲所能做到的一切，但常常入不敷出，她的微薄工资无济于事。她被生活的重担压垮了，以至不能照顾到所有的孩子，当然不能指望他们能够上学。而且也没有足够数量的学校能容纳那么多需要入学的儿童。因此，不可避免地他们在很小的年纪就要懂得怎样靠自己挣钱糊口。那玛仿效“城里”其他年轻的、处于青春期的女孩那样，起初偶而和当地男人发生性关系去赚钱。在扎伊尔农村，这种行为是不允许的，而在此地，则或许是缺乏教养而被容忍。当她20岁时，她已经两次堕胎。1982年末和1983年初，她的体重开始下降，同时经期不正常，最后在1983年5月完全停经。由于体重下降，她日益感到疲乏。她常常打寒战，食欲下降，并有干咳。由于无力工作，她完全依赖家庭过活。由于无钱请医生，那玛得不到医治。迟至9月，当她的母亲不再能叫醒她时，在绝望中，家里人才把她送到玛玛那模医院。

　　那玛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个当时认为有不寻常艾滋病症状的病例。我们一位同事，在金沙萨工作的比利时医生奈斯特博士（Dr.Nyst）称，他曾遇到过类似的病例。他告诉我们，去年以来，得囊球菌脑膜炎的病人不断增加。那玛可能也感染了这种脑膜炎，这是一种在正常人中很少发现、由酵母状微生物侵入脑部所致的疾病，有时发生在免疫系统被放射和化学疗法所抑止的晚期癌症病人身上。

　　奈斯特医生给那玛进行了脊椎抽液并将脊髓液体样本送到试验室。在显微镜下，在黑色印度墨水的背景下显现出成百上千个圆形半透明的微生物——一个明显的标志，证明那玛确实患了囊球菌脑膜炎。这种微生物从字义上说就是糖衣裹着的霉菌，它生长在病人的脊髓中。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必需的药品来医治这种病，在任何情况下，在扎伊尔，没有人能买得起这种药品。注射剂的毒性很高，而片剂则一片药就需十五美元以上。我们无能为力地看着那玛走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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