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病毒(118)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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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八

“记住我的话，这次流行将改变你们分部的整个特点。等事情结束后，一切都变样了。” 　　我不能想象怎么会这样，为什么这次流行会与我以往调查的如此不同，我来不及多想，就投入了工作。我给在马里兰迪特里克堡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彼得打通了电话。　　“苏，这里发疯了”，他说，“我们被病猴搞得不知所措，我从没有见过这种情形”。　　他尽量把那里的情况都告诉了我，向我提供了一些有关猴子来源的线索。他说兽医们自己在对付猴子，他很高兴他不再为他们负什么责任。我们同意保持联系。　　关于与非洲的关系，我肯定病毒与非洲有关系，可怎么去寻找呢，乔和我讨论了几种方案，不久我们就决定下来我该做什么。　　“你最好搞一份去阿姆斯特丹的邀请”，乔说，“需要有人去那里，看看在运输中猴子是否出过什么事。” 　　这项任务意味着要打长长的、难办的横越大西洋的电话，这与特殊的政治问题有关。我们立即提出有关权限的问题。荷兰政府对带有埃波拉病毒的猴子经过他们飞机场的可能大为震惊，我设法与日内瓦国际卫生组织的吉姆·米根联系上。吉姆是军队的一名病毒学专家，当时以世界卫生组织的出血热专家身份工作，而他还是个学院病毒学专家，主修树木病毒的实验室诊断。树木病毒主要是由蚊子传播的，大多数树木病毒最多达到2～3级，他没有和这种猴子身上病原体带有的致命病毒打过交道。不过，他说他要去阿姆斯特丹调查，并带一名兽医同去。他给我的印象是他认为这是他自己独占的地盘，即使他没有关于埃波拉感染方面的经验。从我们成为帮助国际卫生组织工作的参考实验室的那天起，事情就发生了变化。我们仍使用原来的名称，但政治是首要的。　　问题更多了，当我打电话给阿姆斯特丹的卫生官员时他们告诉我，他们赞同我们需要了解病毒是哪来的，但他们威胁我说“疾病控制中心”可能不受荷兰欢迎。我们把这消息告诉了弗雷德，他让我们与著名的荷兰病毒学家，同时也是鹿特丹热带医学研究所的布因斯马教授（Professor l3ruinsma）联系。他恰好也是弗雷德的同事。我一跟他联系上，立刻就知道我有了一个盟友，他是个快乐的、坚定的有学识的人。　　“别在意那些官员说些什么”他告诉我，“到阿姆斯特丹来，我去接你，我们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他们不过是普通的地方政客。” 　　他接着说在海牙的卫生官员已召集会议讨论这次疫情。会议就定在第二天，这是我去的好机会。要不是有布因斯马教授的鼓励，我还在为处境担忧呢。我觉得我需要一份官方邀请。我告诉乔和弗雷德荷兰卫生部特意告诉我不要去，可他们对我下一步要做的事毫不动摇。　　“无论如何要去，”弗雷德说。　　这是我们通常在不寻常的情况下才会做的事。我以为，对这事件只能这样处理，不论我们是处理爱达荷的肝炎疫情，还是内布拉斯加州的食物中毒事件，在“疾病控制中心”以外的地方调查，总是要接到地方部门的邀请。当国外发生疫情时，更是如此。另外，这也是约定俗成的。而且，弗雷德是我的上司，他刚给我直接下了命令。从技术方面考虑，我是有邀请的，虽然仅是布因斯马教授的私人邀请。我记起荷兰航空公司驻纽约的代表向我保证阿姆斯特丹斯希普霍尔机场（SchiphoI Air［）0rt）的航班会全力合作。看来，我别无选择，只有去碰碰运气。　　我当晚乘机飞往阿姆斯特丹。我旁边的座位是空的，飞机已经起飞。太棒了，我想，我有更宽敝的地方舒服一下。说不定我能睡一会儿，然后精力充沛地面对明天非常困难的早晨。　　可安全带刚系好，一个肥胖的中年男人从过道走过来坐在我身边。　　“我跟你一起去”，他说，“我是检疫部的查克·麦坎斯（Chuck McCance ）。” 　　检疫部在“疾病控制中心”的另外一座楼里办公，我们走路都碰不上，这是怎么了？　　事实上，查克是个令人愉快的伙伴，他同样对工作十分胜任，而且相当有经验。我会从他的支持和建议中受益。他决定陪我去阿姆斯待丹，这表明检疫部多么重视这事。查克所在的分部在“疾病控制中心”是很独特的，因为它享有官方行政权，而进口猴子是他们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即使如此，我仍强调荷兰的官员多么难对付。他对不顾一切地命令我前往大吃一惊。他以为我接到了邀请。事实上他也没有接到邀请，除了空跑一趟以外，到了阿姆斯特丹我们会没什么事可做。　　正如布因斯马教授答应的那样，他在我们着陆时正在那里等我。教授身材短小，衣冠楚楚，大约50多岁。他给我们的感觉我们是受欢迎的。但他没有时间寒暄。从机场到海牙开车要一个小时，我们得抓紧赶路。在路上，他告诉我，我们的处境算不上特殊。他说，从传统上看，欧洲人讨厌前殖民地的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　　“但是探讨埃波拉是否真的从机场入境比荷兰政治重要得多。”他说。　　一到海牙，教授就把我们引进一座旧的政府建筑。电梯把我门送到七层，我不知道当时的感觉是紧张还是旅途劳顿，布因斯马教授把我们护送到一个很小的屋于里，中间两张桌子几乎占去了全部空间，早有几个人围坐在桌边，我只认识国际卫生组织的吉姆·米很。但有一点很明显，屋里只有我一人有埃波拉病毒方面的直接经验。我心里十分清楚：我很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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