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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936年12月1日，东条英机晋升中将军衔。

　　1937年3月1日，他又继板垣征四郎之后，由关东军宪兵司令管晋升为关东军参谋长。在就任致词中，他说：“现在，我受天皇之命担任参谋长之要职，作为在国内外有崇高威望的前参谋长之后任此工作，我甚感惶恐。尤其当国内外多事之秋，考虑关东军的任务以及围绕满洲国周围的形势，越发痛感责任之重大。

　　今后要很好地体察军司令官阁下之意图，依靠各方面的协力，一道完成任务。”

　　东条英机还说：“我的职责是当好军内的幕僚长，是遵照军司令官的方针意图来执行职务的，所以，虽有了参谋长的更迭，但并不是因此更迭而有什么变化。

　　我有决心，在前参谋长努力的基础上，竭尽最大的努力，以期取得成熟，鞭策驽马，竭诚奉公。”

　　从东条的话里可以看出，他把剿灭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武装，迅速恢复治安，建立“满蒙新秩序”，掠夺东北物资和榨取奴役中国人民等作为上任后的中心任务。此时的东条英机，已身兼东北宪兵司令、伪满警务部长和日本关东军参谋部长等职，企图全力调动军、警、宪、特的力量去抗击东北的抗日联军和其他抗日武装。

　　东条英机为了侵华和准备向东发起对苏进攻的需要，在东北设置了庞大的特务机关——关东军情报部，以哈尔滨为中心，在东北其他十几个大城市设分支机构，形成遍及全东北和察哈尔内蒙的特务网。

　　从1937年起，东条英机作为关东军的参谋长，制定了大规模讨伐东北抗日联军的计划，以3万军、警、宪、特力量对在伪满三江省一带活动的抗联军三至第十一军进行“围剿”。他以篦梳山林的战法，一个一个山头“清剿”，步步为营，致使抗联部队陷入极其艰难的境地，战斗力亦遭到重大的损失。与此同时，东条英机还在伪满实行所谓的“归屯并户”，在抗联活动区实行残酷的“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将各村、屯居民全部赶到规定的集团部落里，制造无人区，妄图彻底切断东北广大人民群众与抗日联军和其他各抗日武装的联系。

　　这种集团部落通常是100米或200米左右见方，四周筑土墙或石墙，墙外设壕沟和铁丝网，墙内设木栅和铁丝网，每个集团部落还设炮楼，部落与外界通行的道路常只有一个大门。整个部落集团是按网状布置的，设在平原地区为主，相互之间间距约徒步两小时，相互关连成三角形，一部受攻击，另两部可救助。集团部落内的居民均发所谓“良民证”，限制行动，远处耕地不准耕种，致使部落内居民常常粮食不济以树皮草根充饥。在饥寒交迫的境况下，居民病死、饿死、冻死的人很多。在整个东北地区受到归屯并村之害的人达500万人左右。

　　东条英机还积积支持在中国战区实施细菌作战。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就在哈尔滨和长春附近分别设立了“关东军防疫给水部”

　　即“731部队”，和“关东军兽疫预防部”，即“100部队”，这两支部队对外总称关东军第659部队。其中“731部队”由日本细菌战专家石井四郎中将领导，主要培养鼠疫、霍乱、坏疽、伤寒、副伤寒等细菌，生产能力每月可达300公斤鼠疫细菌。

　　在东条英机的亲自授意下，731部队竟残无人道地用活人进行实验。731部队设有可关押约400人的内部监狱，日军将许多中国战俘平民百姓关押在其中，供实验用。当时731部队让很多战俘喝投有伤寒病菌的水，让他们感染炭疽热、鼠疫菌、坏疽菌，而且反复试验。大批原本健康的人就这么活活地被残害死了。731部队除了用活人进行各种烈性传染病的实验之外，还做活人耐寒程度试验，让战俘将手放在冰天雪地室外的水桶内，观察冻伤时间与程度。

　　许多被试验的战俘四肢冻伤后组织坏死，被迫切除四肢，甚至死亡。731部队的种种罪恶行迳，确实到了令人发指、切齿的地步，而这一切，又都是无法与东条英机脱离关系的。

　　东条英机一方面在中国的东北残酷镇压抗日力量，一方面还阴谋策动内蒙叛乱，妄图使内蒙脱离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这既是出于对大规模侵华的需要，也是为有利于未来的对苏作战。东条英机在1937年的6月9日，曾以关东军参谋的身份给日本大本营写过一份奏折，其中写道：“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我们相信，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给以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为最上策。”

　　事实上，日军以武力侵占我东北三省后，就积极伺机入侵我华北地区。首先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投降卖国主义，与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同时还积极扶植汉奸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蒙古军政府”，逐步对我华北地区特别是平津重镇形成战略包围，以此而言，平津一带，在1937年时，实际已成为抗战的前线。当时北平的外围形势是相当严峻的，北宁路沿线，西起丰台东到山海关，关东军有部队驻扎，北平东面有汉奸“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面和西北面，均有受日军收买的敌伪军。唯有西南面，为当时国民党军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防守，其中包括位于平汉铁路线上的芦沟桥，也在宋哲元部的防区内。

　　尽管当时的形势已是十分的危急，但国民党守军并未因此而作好充分的抗战准备。与此相反，日军则是早就做好了积极进攻的准备。1936年8月，日本政府通过了一个“基本国策”文件，指出日本的意向是对中国发动新的更大规模的进攻，并随即进行国家战时动员。加之日本当时已与德、意形成轴心国体制，美英对日本的侵华行迳又姑息纵容，日军的侵略气焰就更为嚣张，大肆在长城地区集结部队，随时准备寻找借口，开始全面的侵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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