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奥格威自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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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父亲看了之后，只想知道，从西进消失的白天，怎么才能与从东边来的黑夜面对面地相见？23岁时，我寄给他一份长达51页的关于铸铁联合会（Alliediron－founders）市场运作情况的报告。他唯一的反应就是指出里面的拼写错误。有一次我求他带我一起去朱拉（Jura）钓鱼时，他拒绝了：“你没耐性钓鱼，带你去你会把我弄疯的。”一位有钱的表兄邀我去他的私人领地打雉鸡，我向父亲借两把枪。“不行，”他回答说，“打猎是有钱人的运动，而你不是有钱人。”我在牛津读书的时候，他力劝我停止买一种晚报，因为我没能力负担那笔花销。　　我从父亲那儿继承了两个特点——抽烟斗以及他那即使遇到最讨厌的事也丢不掉的幽默感。我深爱父亲，但是却从未与他有过亲密的交谈，即使在我长大以后。他是古典式的学者，他的盖尔语（Gaelic）是自修学会的，却说得和英语一样好。他用绝顶哀伤的音调唱盖尔语歌曲，并吹奏风笛——吹的不是普通的苏格兰舞曲或进行曲，而是变奏曲，那些复杂的变奏是风笛音乐的最高形式。他曾经是剑桥大学的橄榄球队员，还是个神枪手，结婚前的所有假期，他都花在去比利牛斯山（Pyrenees）猎羚羊或去苏格兰猎鹿子，我家房子里到处装点着他的战利品。　　但是到我记事时，他的自信已经被多年来对财务的忧虑侵蚀殆尽了。他自认是个失败者，这个想法不断地啃噬着他的生命力。他在我祖母的宠爱中长大，他们母子最喜欢的游戏就是比赛利尔舞（reels，一种苏格兰舞蹈，译者注），看他跳舞跳得快，还是她弹琴弹得快。父亲直到35岁才结婚，但是他选错了妻子。当时母亲19岁，是医学院的学生，有着褐色的眼睛、雀斑、18英寸的腰围、丰满的胸部，还有一个小心眼。她为父亲生了五个孩子，但是我却从未发现一点她爱父亲的迹象。母亲对父亲厌烦得发狂，而父亲则以极大的耐心忍耐她不停的挑剔，42年里一直以执着的爱来对待她。母亲一去世，父亲也在两星期后随她而去。我曾经答应过父亲，在他去世后，将他的骨灰撒在他生前有过最快乐时光的鹿林中。但是当他真的撒手西归时，我却不敢信守诺言，举行那个可怕的仪式。　　母亲一天到晚为因嫁给父亲而没当成医生生气，也从没有找到其他兴趣去填充她永不满足的心。她是个艺术盲。她不断地读书，每一本书都从最后一页读起，然后用她独有的方式往前读到开头。她厌恶所有加了洋葱或其他重味的菜肴。她对玩乐的事没有一点天分，但她却从不缺乏自己的兴趣。她最喜欢的床头读物是关于一个家庭的系列故事。这个家庭因为有个叫做贝西·庞弗尔（BetsyBumPher）的猪祖母而尴尬万分。故事情节绕着庞弗尔祖母要来访而引出的诸多问题展开。如，让她睡在哪儿？如果把她安排在猪圈里，一定会伤害她的感情，但是如果给她一间卧室……我从来就不明白她为什么喜欢那么个故事，直到最近我才发现，原来贝西·庞弗尔就象征着她的母亲。　　我13岁那年，母亲忠告我：“千万别让医生开刀动你的痔疮，开起刀来不但病得要死，而且痔疮还会复发。”那真是我母亲的典型个性。长大以后，她对我说：“你继承了我对园艺的喜好，但你的品味实在粗俗不堪。你对植物本身根本就没有兴趣，你只是喜欢炫耀。”有一天我们一起散步时，她说：“我没有什么钱，但是每一分钱我都会留给你的姊妹们。她们一旦决定要离开她们丈夫，那些钱就可以帮她们。”只有一次，她给了我一个糟糕的建议。当时我16岁，在佛罗伦萨的都摩（Duomo）外面，我们站在拥挤的人群中，等待着象征圣灵降临的机器鸽起飞。突然，我看到了一个少女，我所见过的最美的少女，于是我开始拼命地往那个女孩的方向挤。“别傻了！”母亲对我说，“离开意大利前，这样的女孩满街都是。” 　　我错误地相信了她的话。别人用眼睛的时候，母亲总是用鼻子。每当她想知道我们这些孩子干不干净时，就用鼻子闻我们。晚餐菜肴送到她手上，她总是从盘子中挑起一些来闻。我继承了母亲灵敏的鼻子，还加上了我自己的敏锐味觉。最近造访亚瑟·利特尔（ArthurD．Little）位于波士顿的味觉实验室时，有人交给我两杯白兰地要我分辨出。这一点儿都难不倒我：一杯是“马爹利”，一杯是“基督兄弟”。有一次我参加亚瑟·休顿（ArthurHoushton）在马里兰州他的农场举办的晚宴，亚瑟跟我打赌说我一定认不出酒的出处。　　我呷了一口，心想堂堂的大鉴赏家亚瑟的酒窖中怎么会有这么差劲的酒？唯一的可能就是因为产地就在附近，所以亚瑟才买了它。“马里兰？”我又猜对了。亚瑟种了一果园的桃树，结果常常被腐给糟踏掉。亚瑟就在果园周围，每50码挂一个锡罐，里面放上从华盛顿动物园弄来的老虎粪。虎粪的气味果然吓跑了鹿群，桃树因此逃过一劫。后来亚瑟又试着用狮子粪，结果鹿们毫不在乎。其实这些鹿已经上万年没闻到过狮子或老虎的气味了，但是它们知道狮子没它们跑得快。　　父亲把穿着苏格兰裙的我送进伦敦的一家幼稚园。穿苏格兰裙对英国男孩来说，是非常娘娘腔的事。有个男孩一直欺负我，直到有一天我一拳打在他的鼻梁上。后来老师向我父母告状，母亲告诉我诉诸武力是懦夫的行为，下次如果有人惹恼我，我应该用舌剑狠狠地修理他。我把这番话谨记在心，而且很快就可以向她汇报我能“用我的唇枪舌剑把学校里的那些家伙弄得如坐针毡”。戒掉这个习惯花了我40年的时间。　　我5岁那年一次大战爆发了。随着大战，万事变迁，以前以制作精美花边明信片著名的巴许佛（Bashford），也划归到佛兰德（Flanders）区。那段时间，我一天到晚梦想着重新吃到冰淇淋，想着食糖短缺什么时候才会结束。记得我跟一群正在疗养的伤兵一起坐车，而且坐在一位澳洲军人的断肢上面，他的腿从膝盖以下全都被切除了。记得我一路上被拖着，大喊大叫着去看平生第一场电影。记得隔壁屋子里逃难的比利时小孩向我丢石头。记得我假装自己最喜欢的娃娃是一个铁路局服务生，而不是德国士兵（其实他就是一个德国士兵娃娃）。我还记得被带到特拉法尔加广场（TrafalgarSquare）去看正在展出的有史以来的第一辆坦克，而且还亲口向发明坦克车的史威顿上校（ColonelSwinton）问问题。　　在大战进行了四年零三个月后，大家都到街上欢庆作战日的到来，接着又在贺斯利塔（HorsleyTowers）前的广场上庆祝和平，每个人都高唱着“K－K－K一凯蒂（Katie），美丽的凯蒂。” 　　一年后，我被送去寄宿学校。那年我9岁。就读的圣赛普瑞恩（St．CyPrian）其实是父亲负担不起的贵族学校，但是校长和他太太因为知道父亲曾是剑桥大学古典荣誉学位考试的榜首，就准备在我身上下点赌注，希望我也会有类似的杰出表现。学生优异的学业当然会提高学校的声誉，然后带动学生注册率的上升，所以他们只收我一半的学费——为了这个决定，他们后来恨透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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