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奥格威自传(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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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一次，参观雅家在伦敦的烹饪学校时，肯星顿宫（Kensington Palace）的厨师告诉我，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女爱丽斯公主正热衷于向她的朋友索要他们厨师的拿手好菜的食谱。那些厨师对此很反感，因此故意把佐料的分量弄错，好让公主的厨师做不出同样的东西。爱丽斯公主把那些阴谋破坏的食谱之一交给我那位厨师朋友，并让她为一次晚宴做那道菜。她照着菜谱练习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已经无计可施了。我找出了其中故意弄错的部分，使那次晚宴一切顺利。我朋友感激涕零，后来邀请我从一个小洞中偷看了一次官庭晚会。　　回到爱丁堡，我雇用了我的女房东，克里斯汀·罗布克（Christine Roebuck）为我的客户上烹饪课。这个了不起的女人是斯盖岛（island of Skye）来的移民，凭着自己编出来的故事，当上了哈利·派恩·怀特尼（HarryPayne Whitney）在第五街的豪宅的厨师。上工的第一天晚上，她就遇到了宰杀、烹调马里兰泽龟的难题。她从没听过泽龟这种东西，更别说见过了。但是现在就有一只摆在眼前，硕大无比，包着厚厚的甲壳，活生生地在餐具洗涤室的角落里挣扎。一位好心的英国男仆自告奋勇帮她杀龟。他把大龟放在厨案边上。泽龟把头、尾、脚都缩进坚硬的甲壳中。男仆把一支火钳放进火里烧红，然后从泽龟的尾部戳进去。这个行动吓了大龟一跳，于是把头伸出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在这当儿，男仆用切肉刀剁下了泽龟的头，罗布克太太的名誉得救了。　　罗布克太太的烹饪课不时被她自己的针对苏格兰刚刚出现的民族主义的长篇大论打断。她的公寓在公主街，面朝那座公主城堡。我的室友是康普顿·麦肯锡（Comp－ton MacKenzie），他有关节炎，他的呻吟和叫喊常常令我睡不着觉。那儿傍晚常有高地音乐会，我们就一边听音乐一边吃罗布克太太独家的爱索麦片粥（Athol Brose），那是麦片、蜂蜜和麦芽酒的危险组合。享受着罗布克太太做的美食——群鱼、松鸡、麦片蛋糕、福法喜饼（Forfarbridles）、肚包羊杂、木萄甜饼，还有其他好多好多东西，我过得简直像个王子。但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　　有一天傍晚，她的朋友莫瑞·麦克拉伦（Morav Ma－claren）喝醉了——“醉到连猪都可以认做老婆”（套句罗布克太太的话）——并用极恶毒的话侮辱我，我一气之下就提了行李搬到一家饭店。一位住在那里的老寡妇疯狂地迷恋上了比她年轻50岁的我。每个礼拜天下午我们都一起玩“陷饼”纸牌（gin rammy）。这位可怜的老太太有点老糊涂，而且常常“想”得很大声，所以我一定会知道她手里有什么牌以及她认为我手里有什么牌。那些日子，我的收入比我那份推销员的薪水多了一倍。我真是个畜生。　　销售雅家炉具给我拜访那些我感兴趣的人家提供了一个似乎合理的借口，于是我有机会参观了爱丁堡附近的霍普顿（Hopetoun）——也就是伟大的亚当王的宫殿，科塔奇城堡（Corachy Castle）——跟我一点亲戚关系都没有的贵族奥格威家族的乡间毛哪，还有因沃尼斯（In．verness）的科瑞蒙尼（Corrimony）——我爷爷就是在那儿长大的。在我们家族的墓地里，我发现了一位夭折的姑祖母的墓，墓碑上刻着由长老会撰写的恶魔般凶狠的碑文：“一个被自由的恩赐所拯救的罪人。”在这些以销售为名，以探访为实的“入侵”中，有时我还会在佣人餐厅受到厨子的款待，偶尔我也会抛开签订单的任务。　　傍晚的时间，我都花在爱丁堡贫民区的少年俱乐部。那儿的男孩都来自因绝望而蜒而走险的贫困家庭，13岁就开始在工厂做工。俱乐部的头儿，南基·布朗（Nunky Brown），是有史以来最有成就的缓刑监视官，他的使那些不良少年免于因犯罪而入狱的高超手段，使我非常惊讶。我在那儿的工作是指导那些男孩演戏。在我们排演的戏中，有三部参加了一个戏剧节，而且每一部都在它所属的项目中得了金牌。评委们说：“导演这些戏的人是推进苏格兰民族戏剧运动的最大希望。”这番话满受用的。　　因为我推销雅家炉的成绩实在太好了，公司委托我写一个指导其他销售人员的手册（作者注：《财富》（For．tune）杂志的编辑们在30年后看到那个手册时，他们报导说，那可能是有史以来写得最好的销售手册）。我寄了一份手册复本给我哥哥法兰西斯，他当时在伦敦一家名叫美瑟一克劳瑟（Ma山er＆Crow比er）的广告公司工作，于是这家公司就雇用了我。此后的三年，我都在那儿工作。我流连于通宵音乐会和舞会。我与小姐们嬉闹，还与南希·基林考特（Nancy）和马丁·迪·基林考特（Martin de Selincourt）航行索伦特海峡（the Solent）。我跟奥利怫·希尔（OliVer H＊）一起做小丑般的行径，和安德利·西蒙（Andre Simon）、莫瑞斯·希利（MauriceHealy）一块儿在外面吃饭，喝下很多很多的上好红葡萄酒。我帮助一个年轻的美国电台通信记者爱德华·莫罗（Edward R．Murrow）招待我们生平见到的第一个美国广告大亨，不可一世的希尔·布莱克特（Hil Blackett）。议会开会的时候，我每天晚上都到下议院去听议员们辩论，我怎么敢承认当时的我正梦想着在唐宁街完成自己的一生经历呢？　　我跟纳米尔（Namier）教授变成了朋友，他是一位波兰人，也是研究乔治三世在位期间的统治的权威。“为什么，”我问他，“你老是打着黑领带呢？”“爱德华七世驾崩时我戴上了它，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找出任何换掉黑领带的理由。”像在伦敦的其他人一样，我结识了奥特林·莫瑞尔（Ottoline Morrell）夫人，并在她的花园里与小仙女般的詹姆斯·斯蒂芬（James Stephens）一起喝过茶。我记得那位小姐的下巴上长了个疖子，她用缎带把它遮住，缎带上还有一颗巨大的珍珠在那儿摇摇晃晃。　　如果你觉得这些行为都是些轻浮而耽于玩乐的，那你就说对了。当年我25岁。但就是在那段时间，我养成了拼命工作的习惯。而且在薪水加倍的时候，我像猎狐犬初次尝到血的味道一样，尝到了努力工作的甜头。　　芝加哥的一家剪报公司固定给我寄来在美国开展的每一个新广告活动的资料，我从中选出最好的加以抄袭——巨细无遗——然后提供给我的英国客户。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12年后我会在纽约创造属于我自己的广告活动，我一定不会相信。我帮德国犹太人联合会（TheCauncil of German Jewry）募集资金，以帮助从希特勒暴政下逃出来的难民，并且以辞职相威胁，成功地阻止了我所在的广告公司接受希特勒的大使为我们的客户。但我实在是太不能容人了，长我7岁并且已经是公司主管的哥哥，不得不给了我一通严厉的教训：　　在决定对同事及客户的态度时，可不可以请你思考一下温斯顿·邱吉尔关于罗斯拜瑞国王（Lord Rosebery）的那个警句：“因为他不向别人弯腰，所以他无法征服别人。”还有什么可以比这句话更传神地概括那帮神经质贵族的那种比公众的偏见更狭隘、更顽固的吹毛求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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