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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有时候在把英国的观点通报给美国国务院之前,我必须确认其他大使馆同意我们的观点。荷兰、比利时、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以及南非这些国家的大使馆永远都非常合作,但是印度大使馆却不然。找我碴的不是他们那位迷人的大使,吉雅·相卡·巴派(GirjaShankarBa加al)爵士,而是他的代表,一个在印度做文官的英国人,他对印度的忠诚使他向哈利法克斯大使抱怨我,说我没有权利假设印度政府会支持英国政府。这样的指控让我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

  法国大使馆对我一向都还算帮忙,除了我每次和他们打交道都不得不对付一个以上的人。一次伦敦召我回去协助法国人为法国铁路购买美国机车,我不得不一连好几个小时听一群法国专家为哪种火车头最合适争论不休。我的报告如下:

  我们已经与法国人谈过。他们提醒我们,上次大战之后,法国被迫从美国军方继承了200O 部已经失效的机车,他们不希望这样的历史再度重演。无论如何,我们已将在伦敦的同盟国专家已经同意由美国机制造业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Locomotive Manufacturers)的代表所提出的日本天皇式设计的消息通知了他们。我们似乎已经引起法国人对事态紧迫性关注。

  所有的大使中,我最喜欢澳大利亚大使欧文·迪克森(Owen Dixon)爵士。他告诉我许多关于赫伯特·伊维特(HerbertEvatt)的恶劣行为的故事。伊维特当时官拜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是迪克森先生的顶头上司。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认为迪克森是英语国家中最伟大的律师和法官。迪克森最后做到澳大利亚首席大法官(Chief Justice of Austrilia)。

  英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习惯于向他们在莫斯科的大使发出相同指令,当时我隶属于一个负责起草其中部分指令的英美委员会(Anglo-American committee)。在领会他们的意图方面我们很少遇到困难,但是要告诉国务院的官员们——大部分都是华尔街的律师——他们的措辞太笨拙,根本无法让两个大使中的任何一个理解,却是件尴尬的差事,而这样的尴尬事我们常常遇到。无论如何,柯戴尔·赫尔(CordedHull)写给哈利法克斯爵士的这封重要的信我却不难理解:

  美国国务卿向美国大使阁下致以诚挚的问候,并很荣幸地敬告大使阁下,海关有关官员

  已被授权将大卫·奥格威先生的三箱自用威士忌酒以免税方式通关。

  我的那些外交威士忌每瓶只花了一美元,另外我还获准以外交货物的名目从哈瓦那(Havana)进口雪茄——每支蒙地·克里斯多(MonteCristo)长雪茄只要15美分。当英国外交部一个多管闲事的家伙取消伦敦美国使馆外交官们的这些传统特权时,美国国务院只花了半个小时就以对华盛顿英国使馆采取同样行动进行了报复,再通过半个小时的交涉恢复了这些身份配额。我从没见过我们的外交机构行动如此迅速过。

  我们唯一缺乏的东西就是领导能力。哈利法克斯大使是个极端虔诚的宗教徒。他担任印度总督的时候,缅甸总督说他:“爱德华遇到问题时,总是去问上帝,我不得不遗憾地说,他总是把问题极端不明智地处理掉。”哈利法克斯是个古怪的懒人。每天下午我都看到他跟他太太,还有他们那只短腿的腊肠狗出来散步。他负责主持英国在美国的各种代表团——使馆、食品代表团、天然原料代表团、财政代表团、船务代表团,以及补给代表团等等的头头们的会议,但是严格规定会议两个礼拜才能召开一次,他还在日记中写道:“我绝对不让它超过一小时零一刻钟。”在大使馆中,见任何部长级以下的人他都嫌麻烦,连那些地位很高的要人对他冷漠的态度都颇有微词。他的随员们更是很少见到他了。他所有的演讲稿都由别人代笔,而他永远都把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删掉,事后还怪这些演讲在报纸上没有得到足够显著的位置。

  大使馆收到的电报,先送到负责那方面事务的职务最低的人手上,这个人写上自己的意见送呈主管,然后就这样层层上报到大使手中,有时候哈利法克斯大使会把这封电报加上自己的意见呈给一位更权威的人士:“哈夫人,您觉得这件事情该怎么办?”

  他邀请美国政府中与裁职位相当的人来大使馆吃中饭时,完全没有想到我。但是当邱吉尔与罗斯福会晤没有叫上他时,他气得不得了。他怕麻烦,很少把重要的美国人士来访时透露的消息往上报。我自告奋勇在他办公室装了一支收音的麦克风,以减少他的麻烦,因为这样谈话内容就可以被录下来,再由他的下属摘要整理。不用说,这种手段一定会被认为不够君子。在那个时代,外交人员普遍将情报人员视为无耻的恶棍,而情报人员也以牙还牙地认为,外交人员不是专门应付场面的交际花,就是没胆量的儒夫。

  我因为脚踩两只船而能够评判这两种成见的正确性。不错,许多情报人员的确是不道德的,偶尔会有消息批露他们犯有勒索、舞弊、巧取豪夺,甚至谋杀的罪行。但事实上,除了极少数的败类外,绝大部分情报人员都是热爱自己祖国的男人和女人,他们做的许多事,都非常有价值。同样的,有些外交人员的确胆小怕事,但是他们都受过最好的教育,能够处理那些会令普通情报人员束手无策的复杂事件。

  我的老爸爸曾经说过,牧师来的时候,他虽然跟我不同,但我还是会递上葡萄酒,感谢上帝,人人都各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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