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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可是，飞来的横祸打断了仲马和费迪南王子的友谊：1842年7月13日，王子不慎从车上摔下，当即身亡。噩耗传来时，旅居意大利的仲马正在拿破仑的弟弟、前威斯特法利亚国王热罗姆家里作客，他一头扑进热罗姆的怀抱，哽咽着说了声：“大人，请允许我在一个波拿巴家族人的怀中，为一个波旁家族的人痛哭吧。”便失声痛哭起来。费迪南王子的死，割断了仲马与王室仅有的一点感情的联系。如果说过去他同七月王朝最高统治者发生冲突时还有个调和人，那么，此后连这样一个人物也不复存在了。

　　七月王朝作为金融资产阶级剥削全体国民的股份公司，到1847年已经腐败透顶。全体人民，包括中小资产阶级在内，都起来反对政府。希望改革选举制度、降低选民财产资格的资产阶级，从这年年中起展开所谓宴会运动，在宴会上呼吁政府采纳他们的要求。对七月王朝统治者来说，这种宴会运动当然是无伤大雅的。恩格斯在那年11月指出：一旦人民从巴士底广场突破一切障碍向士伊勒里王宫前进时，“恐怕出席改革宴会的那些大人先生们大部分都要躲在自己家中最黑暗的角落里，或者像枯树叶一样在人民的狂风暴雨中四散飘落”。

　　3个月以后，资产阶级宴会派的懦弱行径，完全证实了这番英明的预言。1848年2月22日，这些人预订举行一次盛大宴会，宴会以前还将搞一次和平示威，可是政府既不准举行宴会，也不准示威，宴会组织者乖乖地屈服了。但是，从这天一早起，巴黎的工人、大学生、手工业者走上街头，开始街垒战，并于第二天中午冲进王宫，吓得路易·菲力普仓惶出逃。这就是推翻七月王朝的1848年二月革命。

　　但是，仲马不属于那在革命暴风雨面前“四散飘落”的大部分资产阶级。七月王朝末年，弊政给文艺界带来的普遍萧条，没有谁比仲马更深受其苦了。去剧院看戏的人很少，去书店购书的人也不多，仲马的收入锐减，而他却有一大批人和好几处住房的经济负担。这使他对七月王朝统治集团的愤慨有增无减。他是圣日尔曼城乡大规模宴会的最积极成员之一，经常在宴会上发表激烈的反政府演说，使谨小慎微的宴会组织者们瞠目结舌。1847年8月，仲马又在以18世纪末叶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背景的话剧《红屋骑士》中，以旧的波旁王朝隐喻七月王朝，发出了武装推翻七月王朝的热切的呼吁。在该剧最后一幕中，他让革命的吉伦特党人引吭高歌：

　　通过告警的炮声
　　法兰西在召唤她的儿女。
　　走！士兵说，拿起武器！
　　去保卫我们的母亲。
　　为祖国而献身，
　　最美好，最值得庆幸。
　　朋友们，我们远离沙场，
　　只能在黑暗中慢慢死去；
　　那么为法兰西和她的自由，
　　至少要献出我们的葬礼！
　　为祖国而献身。
　　最美好，最值得庆幸。

　　这首歌道出了广大人民对七月王朝的仇恨的心声，很快就传遍巴黎的街头巷尾。直到1848年4月，巴尔扎克看了《红屋骑士》，还在给韩斯卡夫人的信中不禁惊呼：“这出戏辉煌夺目，充满可怕的革命精神。”

　　“人们在街上只唱出这出戏里的歌，军乐队也只演奏这出戏里的乐曲。”

　　1848年2月22日革命爆发时，像海燕一样呼唤过革命的暴风雨的仲马，当然不会像企鹅一样躲避起来。他立即换上那身悉心珍藏着的炮兵中尉的军装，率领着他所在区的国民自卫军向巴黎市中心进发，并于第二天中午参加了攻克七月王朝的最后堡垒——士伊勒里王宫的战斗。当起义者发现国王路易·菲力普已经逃跑，把王座抬到巴士底狱付之一炬

　　时，在滚滚浓烟中欢庆胜利的人群里，可以看到仲马那比一般人显得更欢快、活跃的身影。当晚，仲马便在他的历史剧院门前栽了一棵象征革命成功的“自由之树”，并且派出剧院的交响乐队为狂欢的人群演奏……

　　回首数十年的政治历程，仲马可以自豪地说，从复辟初年冒险入狱援助被囚的帝国将领到1830年七月革命，从1832年六月起义到1848年二月革命，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他都和人民战斗在一起，他跟上了历史前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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