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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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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以行数付稿酬的规定，格力磨说一个字就可以给作家赚一行字的钱。但是，就在《三个火枪手》即将发表之时，《新闻报》和《世纪报》做出一项决定：凡不满半行字者将不付稿酬。报馆主人的斤斤计较激怒了大仲马。一天，《费加罗报》的老板奥古斯特·德·维勒麦桑去拜访大仲马，只见他正在把整页整页的文字删掉。“你在做什么，仲马？”维勒麦桑问。 “得啦，我把他杀了。”大仲马回答。 “把谁杀了？” “格力磨。” 其实大仲马只是让格力磨用哑语式的动作代替了他原来的片言只语。——对戏剧家大仲马来说，这是同样轻而易举的事。格力磨没有死，而是换一种形式保持了他的特色。下面是格力磨对阿多斯主张到拉罗舍尔人的梭堡里去开秘密会议表示不解的一段： “我们往那儿去？”他打着手势问。 阿多斯指着梭堡给他瞧。 “不过，”不讲话的格力磨仍旧用手势表示意见，“我们一定会把自己的骨头留在那儿啦。” 阿多斯抬起眼睛，伸出手指头儿指着天。 格力磨把手里的篮子搁到了地上，一面摇头一面往地上坐下来。 阿多斯从腰带上拔出了手枪，看了看引火是不是装得合适，然后扳着扳机，把枪口靠近了格力磨的耳朵。 格力磨如同被弹簧顶了一下似地立刻站了起来。 阿多斯对他做了个手势，教他提着篮子在最前头走。 格力磨服从了。他从这一场瞬息间演完的哑剧中所得到的，就是从断后转到了前锋。 大仲马写历史小说，旨趣主要不在于描摹历史。他曾坦坦荡荡地宣称：“什么是历史？就是钉子，用来挂我的小说。”由于对历史本身缺乏精深的研究，他并不总能准确地把握历史人物和事件。例如在塑造黎世留红衣主教的形象时，他就囿于传统的偏见，一味把黎世留当作欺君弄权的奸臣来鞭挞，看不到他在实现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方面所起的一定的历史进步作用。但是，如前所述，大仲马在写作《三个火枪手》前下了不少功夫搜集史料，写作中又比较注意忠实于历史的基本面目。路易十三国王的意志薄弱和昏愦无能，黎世留作为封建权臣的老奸巨猾，黎世留主教与路易十三国王的矛盾，国王与王后的互不信任，新旧教徒的冲突，拉罗舍尔的围城战，……在小说中都有所反映。小说对17世纪法国宫廷生活和社会风俗的描写虽不充分，却不无认识价值。 不过，《三个火枪手》着墨的重点毕竟是达塔尼昂及其三伙伴的奇遇故事，小说的魅力也几乎全在于此。只有白痴才会因为达塔尼昂等人替王后效劳而把他们一笔抹煞。将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千千万万的读者，衷心喜爱大仲马笔下的这些既重侠义又重风流的英雄人物，在他们身上欣赏到17世纪法兰西人民特有的精神风貌。法国研究家伊波利特·帕里戈在其《亚历山大·大仲马》一书中对这几个人物形象的意义阐述得相当精辟： 达塔尼昂、阿多斯、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这四个英雄人物的魅力，在于一种强烈的法兰西情感，热烈的意志，贵族的伤感，有点儿徒然的强大，微妙多情的风雅，这一切把他们造成那个勇敢而又轻佻的法兰西的缩影，我们今天想见那种情景，还感到愉悦。 爱用手指抚摸短髭的正直的伽斯戈尼人达塔尼昂，有点儿罗曼蒂克的大个儿贵族阿多斯，神父们的潇洒的弟子阿拉密斯，隐瞒着自己宗教信仰和爱情的谨慎的波尔朵斯，这四位好友代表着我们国家的东西南北。他们逍遥自在地完成了种种壮举。然而人们知道那需要多么巨大的毅力和精力！……在库尔蒂茨的《回忆录》中仅仅一笔带过的加莱之行，行动之神速，堪比意大利战役。当阿多斯自任法官审判罪恶累累的前妻的时候，我们既不会忘记军事法庭，也不会忘记革命法庭。如果说丹东和拿破仑是法兰西精神的倡导者，那么大仲马则是表现了这一精神的民族小说家。 《三个火枪手》的发表，不仅成为法国文坛的一件大事，而且成为法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人人都在读《三个火枪手》，人人都在谈论达塔尼昂及其三伙伴的真实而又神奇的遭遇。人们把《三个火枪手》引起的轰动与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当年在英国引起的轰动相比，有一句流行话说明它的影响比《鲁滨逊飘流记》尤有过之，这句话是：“如果此刻在某个荒岛上有个鲁滨逊，他也在读《三个火枪手》。”大仲马真正成了毫不夸张的家喻户晓的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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