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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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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匹马，三个佣人，还要转乘火车，才勉强能够运去我的手稿，运回我的校样。请你们让学士院的全体院士在两年里写出同样数量的作品吧，尽管他们是40大员，也会感到为难的。”大仲马提醒道。 但报馆主人们是不讲人情的，他们只知道按合同办事。结果大仲马被判8个月中向两家报馆提供14本小说，并赔偿它们6000法郎的经济损失。 大仲马只得加倍卖力地服这种苦役。直到1851年8月，小仲马还在给女作家乔治·桑的一封信中嗟叹：“我的父亲依然被迫从事‘强制劳动’。” 2. 合作风云 不过，如果把大仲马数量惊人的文学成果都归功于他一个人，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必须看到除了剧本《亨利第三及其宫廷》《克里斯蒂娜》《安东尼》和少数几部小说，大仲马的作品几乎全部都不同程度地浸润着不具名的合作者的心血。 在大仲马的众多合作者中，值得提到的有：阿尼赛·布尔茹阿、瑞拉尔·德·奈瓦尔、弗雷德里克·加雅代、费力西安·马勒菲依、保尔·莫里斯、保尔·拉克鲁阿，特别是奥古斯特·马凯，他与大仲马合写的小说有18种之多，其中包括大仲马的所有小说名著。这些合作者，有的为大仲马查找文献资料，有的给大仲马提供故事蓝图，有的向大仲马贡献出作品的雏形，有的甚至在作品的整个创作过程中同大仲马密切配合、共同执笔，就像马凯和大仲马写《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时那样，两人的合作简直达到了互不可缺的地步。 但是，正如《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的写作过程所表明的，不论以哪种方式进行合作，主导者和灵魂总是大仲马。大仲马的同时代人儒勒·艾泽尔所主持的辞书中的《大仲马》一条，是这样描写大仲马与人合作的情景的：“不管是他提出设想还是别人向他提出设想，他都必须为伙伴们的工作做好准备，审阅、修改、补充他们的文稿，给出自不同手笔的文字加上统一的笔调，使故事的叙述变得生气盎然，把情节调度得疏密有致。这些工作不仅需要具备无可否认的天才，而且需要付出长时间的紧张劳动。”艾泽尔是作家又是出版家，他是有资格对大仲马的工作做出评价的。大仲马很明白自己的统率作用，所以他理直气壮地宣称：“我拥有合作者，就好像拿破仑拥有部将。” 大仲马与人合写的作品，署名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剧作有时由合作者共同署名，有时由大仲马一人署名，有时甚至让合作者一人署名，视具体情况而灵活处理。但是小说作品则无一例外，全以大仲马一人的名义发表。前文已经说过，大仲马与马凯合写的《达芒塔尔骑士》发表时，由于《新闻报》老板季拉尔丹的极力要求，开了只有大仲马署名的先例。此后，凡大仲马与人合写的小说，便一律照此办理了。大仲马本人也觉得理所当然：无论拿破仑的部将在哪里作战，是在奥斯特利兹大捷，还是在滑铁卢大败，出名的总是拿破仑！不过，在合同里，大仲马总要答应让不具名的合作者多分一点稿酬。 在大仲马的时代，由不具名的作者协助写作，并非绝无仅有的事情，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巴尔扎克不止一部小说是根据别人提供的情节写成的。斯汤达的《吕西安·勒万》是以一位无名女作者的手稿为基础的。圣勃夫在报刊上发表的连篇累牍的文章，也少不了他的“秘书”们的通力合作。但是，也许因为大仲马的合作人太多，合作的产品太多，合作的经济收益太多而招人妒嫉的缘故吧，大仲马在这方面颇遭到一些非议和攻讦，有时甚至闹到诉讼、决斗的地步。 对大仲马最处心积虑的进攻，是在1844年首先由一个幺麽小丑式的文痞发起的，此人名叫欧仁·德·米尔库，本名若望·巴蒂斯特·雅科。他曾毛遂自荐要为大仲马效劳，并向大仲马提供一个小说题材，声称可以做成一件“大买卖”，不意遭到大仲马的冷遇，因而对大仲马怀恨在心，摇身一变，化为一个坚决反对“文学企业”的勇士。1844年底，米尔库一边上书作家协会，谴责仲马的做法是“不给其他作家留活路”，一边致函《新闻报》的老板季拉尔丹，要求他向“亚历山大·仲马的可耻的惟利是图”关上大门，把它向“有才能的青年作家”——意即欧仁·德·米尔库——敞开。 季拉尔丹给米尔库碰了个钉子，他干脆地回答：读者希望读仲马的东西，我就给他们读仲马的东西。但是作家协会里的一些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同行们，却以米尔库的“揭发”为由头，大做起“文章”来。 12月29日，作家协会委员会开会进行辩论。与会者正在大叫大嚷地发言，忽然有人通报：亚历山大·仲马先生到。只见大仲马怒气冲冲地撞进会场，高喊着： “好像有人要吊死我。我就在这里，先生们。” 大仲马径直向主席维耶奈走过去，后者站起来，握着他的手，套用当时一出喜剧的题目，打趣地向大仲马招呼道：“你好，穆瓦鲁公司。” 大仲马酸溜溜地微笑了一下，他发现主席台上放着许多文件，里面有他的对头们指控他的材料，便毫不客气地在主席的座位上坐下来，一边念这些材料，一边辩驳、浑骂。最后，在一个发言者的追问下，他承认有一个、只有一个合作者，那就是马凯。辩论会在一片哄笑声中结束。 由于会议主席维耶奈讥嘲了大仲马，而且拒绝了大仲马要他以书面收回自己的话的要求，引出了一个戏剧性的事件：1845年2月27日，大仲马的证人梅利和杜查前来找维耶奈，传达大仲马要在第二天同他决斗的挑战。 “不，”维耶奈回答道，“一个小时以后，我就带着我的证人和手枪找到他的门上去。” 一个小时以后，维耶奈果然来到大仲马住宅的大门前，他的两证人——作家协会副主席夏尔·梅吕和作家协会秘书、诗人阿尔塔罗什上楼通知大仲马，维耶奈在恭候着他。大仲马东拉西扯地说个没完，就是不肯下楼。人们告诉他，这关系到他的荣誉。大仲马却向人拍拍他的账本，意思是说，他还得写东西还债。 第二天，大仲马请他的两位证人来向维耶奈道歉。 “他还是个孩子。”杜萨说。 “那就天天早上打他的屁股！”维耶奈啼笑皆非地说。 正是在作家协会的辩论会以后不久，趁大仲马处境尴尬之际，米尔库把进攻的火力猛烈升级，于1845年2月初抛出了攻击性的小册子《小说工厂，亚历山大·仲马公司》。米尔库编写这本小册子时，显然得到了大仲马的某些合作者提供的“情报”——总有些人觉得他那份工作没得到足够的酬谢，因而心怀不满的。他一一列举了某人参加了某部剧本或小说的创作，并称他们为这些剧本和小说的“真正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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