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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不来梅这个大商港，恩格斯可以找到大批英国、荷兰、斯堪的那维亚及其他国家的报纸。那时，恩格斯手头就有在德国被禁止的书报，他还把这些书报寄给住在巴门的朋友们。书报帮助恩格斯弥补了过去所受教育的不足，扩大了他的视野。阅读外国报纸的同时也使恩格斯在学习外国语方面获得了惊人的成就。

　　在给妹妹玛丽的信中，他夸耀他能用25种语言谈话。

　　他常常给朋友写“多种语言”的信，那是用好多种语言混合着写成的。

　　的确，19岁的恩格斯就用所有这些文字写信，当然错误还是有的。

　　在不来梅，恩格斯曾醉心于诗歌的创作。他幻想着走巴门一商号雇员斐·弗来里格拉特的道路，后者在那时已经成为名诗人了。

　　过去恩格斯在乌培河谷的生活是寂寞的。现在他愉快地上戏院看戏，参加音乐会。他和过去一样，仍然从事游泳、击剑、骑马等运动。

　　年轻的恩格斯无论在不来梅或乌培河谷，都仔细地观察了劳动者的生活，他这样写道：“那些平民，他们什么都没有，但是在一个国王统治的国家中，他们是最好的。”

　　恩格斯早年就对他诞生的那个社会圈子、对他成长的那种商人牧师环境中的观点和偏见抱批判的态度，他观察了人民的生活，狼吞虎咽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他的态度就更为激烈了。

　　恩格斯的父亲对儿子的发展倾向感到不安，就预先把他送到不来梅的一个牧师那里去。但是，弗里德里希正是在寄居于这位好客的牧师的家中时，对宗教发生了极度的怀疑，并永远结束了先辈传下来的信仰。

　　恩格斯在这时所经历的内心斗争，在他给友人格雷培兄弟的信中有极明显的反映。恩格斯做出了结论：圣经中有不可解决的矛盾而且要使科学和宗教调和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就坚决地和传统决裂，和他的家庭与朋友的世界观决裂。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说：“我知道这会给我引起极大的麻烦，但我既已为这种说服所束缚，即使我尽一切努力，也不能解脱哪里存在着捍卫理性自由的问题，我就在哪里反抗一切强制行为。”

　　坚强的意志力、思想上的果敢和高度的原则性——这些特点在年轻的恩格斯给友人的信中已经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大卫·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对于恩格斯彻底和宗教决裂起了极大的作用。这本书是1835年出版的，施特劳斯在这本书里否定了福音书中的基督的存在并证明福音书的内容是神话，是最初的基督教团体的创作物。在1839年10月8日给威·格雷培的信中，恩格斯说，他已成了“狂热的施特劳斯信徒”，在施特劳斯的影响下，他的信仰“显得像海绵一样漏洞百出”。

　　抛掉基督教的这件“约束疯人的紧身衣”，弗里德里希就感到自已获得了解放。他努力要得出一种新的世界观来代替“乌培河谷时代的信仰”，于是他开始更多地考虑政治问题。现在，童年时代的那些印象过去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聪明、天赋极高、勇敢而锐敏的青年人的观察和深思。革命前夜的德国及其邻国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给这种观察和深思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对年轻的恩格斯的观点的形成起了巨大的影响。

　　恩格斯的青年时代是他的世界观和他的政治观点形成的时候，正是西欧许多国家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期。1830年法国的七月革命就是这个斗争史上的转折点。虽然这一革命直接产生的实际结果对法国来说只是大财政家和大证券交易者的君主政体代替了贵族的君主政体，但是，这个革命的雷声响彻了整个欧洲，并打破了当时笼罩着反动势力统治下的整个欧洲的那种沉寂。

　　法国七月革命的消息引起了经济上落后和政治上分裂的德国的某些地区人民的骚动。但是，起初张惶失措的德国各邦政府很快就镇定下来，并加倍猖狂的镇压对政治稍有不满的人们。死样的沉寂似乎又重新笼罩着德国。但这不过似乎是这样罢了。警察的任何迫害都已经压制不住国内人心的不满。德国30年代后半期和40年代初的特征，就是产生了各种反对政府的团体和派别。

　　黑格尔的左派学生即青年黑格尔派也属于这类反对政府的团体。恩格斯在1840年1月21日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说：“由于施特劳斯，我现在已经走在直接通往黑格尔学说的路上了。”他说他每天晚上都怀着强烈的兴趣阅读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但是，恩格斯自己在给格雷培的信中就写道，他不能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黑格尔派”。黑格尔的学说和黑格尔左派信徒们的思想都不能使他完全满意，因为他们局限在哲学问题和宗教问题中，远远地脱离了生活，脱离了实践，脱离了政治。在恩格斯看来“争取自由和权利的伟大战士”路德维希·白尔尼的思想正好弥补了这个缺陷。

　　19岁的弗里德里希的通信和他最初的文学尝试证明这个青年具有政治积极性和革命情绪。他幻想那“旧世界完全毁灭”的一刻的到来，渴望“生活的顶峰——建立功勋”。

　　恩格斯的一些诗是在《德意志电讯》杂志上发表的，这个杂志是在海涅和白尔尼影响下的激进文学团体“青年德意志”的机关刊物。虽然这个团体在思想上还没有成熟而且它的政治观点还模糊不清，但是它那种使作家接近社会生活、使文学服务于政治的企图却吸引着恩格斯。但这并没有妨碍恩格斯对“青年德意志”的作家和诗人采取批判的态度。恩格斯嘲笑这个团体的代表人物在讲话的时候额上总爱现出“悲观厌世的皱纹”，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凄惨的音调和悲观的情绪。这种情绪对恩格斯来说是根本不相容的。尽管德国的“现在”暗淡无光，但是，恩格斯并没有失去锐气，他为即将来临的斗争欢呼，对胜利满怀信心。

　　恩格斯感到苦恼的是他未能用无可非难的诗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因此，他逐渐放下了诗人的“竖琴”，拿起了政论家的笔杆。

　　恩格斯用“弗·奥斯渥特”的笔名在《德意志电讯》上发表的论文，给读者留下了比他的诗作深刻得多的印象。例如《乌培河谷来信》在那些为恩格斯揭穿了的伪善的剥削阶级中间掀起了一股怒潮。有些乌培河谷人乱加猜测，以为这些“通信”的作者是弗莱里格拉特，另一些人却以为是《德意志电讯》的编辑谷兹科夫。谁也没有想到在一个可尊敬的巴门的厂主家里去找这个惊扰了乌培河谷蚂蚁窝的作者。恩格斯告诉他的朋友说他就是这些论文的作者，同时请求他们不要把这些话告诉任何人，“否则我将要陷入可怕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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