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科学怪杰：鲍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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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到1914年，德国染料的产量已经超过世界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而且它在化学工业中的优势延伸到了许多重要的领域，如医药、炸药和农用化学品。美国对这些德国产品的依赖程度很高，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的封锁切断了供应。这使美国工业家认识到，需要在国内进行化学研究并建立化学工业——特别是现代战争可能需要高性能的化学炸药和毒气。战后当鲍林进入大学时，美国每三个工业研究岗位上就有一个是化学师，每十二个美国大学生中就有一个学的是化学专业。一夜之间，化学研究从绅士的游戏变为一种积极向上的、纯粹的美国理想，既实用，又爱国——而且有利可图。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做一个科学家……是从中下阶级通向中上阶级的一条捷径。”鲍林热切地希望能够爬上这一阶梯。　　在俄勒冈农学院的前两年中，鲍林和矿产工程的学生上的是同样的课程，包括采矿业概论，炸药、锻造以及冶金方面的课程。他非常喜欢这些课程；他自小就对收集岩石很感兴趣，也曾在奥斯维加镇的废弃冶炼厂中进行过探索。他学会了使用锻铁炉，把烫得通红的铁块打造成马掌、榔头和小刀；学会了矿业化学师的技能，作吹管检测和火焰分析。他还到附近工厂作实地考察，与一同工作的工程师和化学师交谈。同矿产学校所有学生一样，鲍林是矿工俱乐部的成员。每两周一次，他参加俱乐部的聚会，一边喝着咖啡，吃着炸面圈，一边听专业人士的讲座。　　当然也有普通化学的入门课程，上课地点在农学院最漂亮的大楼里。这是一幢三层带塔楼的花岗岩建筑，原本是给农学系的，但在鲍林入校的时候，迅速壮大的化学系已经几乎占满了整幢大楼。一楼的奶牛和牲畜检测区被改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化学教学实验室，装备着最好的仪器设备，四个区域同时可以容纳550名学生。定量化学和有机化学实验室也建造了起来。这座楼正式的名称是科学堂；到鲍林读书的时候，它已被称为“化学楼”。　　主持化学楼工作的是约翰·弗尔顿教授，矮壮的个子，满头蓬乱的白发非常抢眼。和当时农学院化学系其他教师一样，他算不上是一个学者——他从未获得过博士学位，甚至连他自称的哈佛硕士学位也是杜撰出来的，鲍林后来发现了这一点——但是约翰·弗尔顿对学生却非常热心。尽管鲍林怎么也想不起他曾经从弗尔顿那儿学到过什么东西，但他总记得这位系主任后来曾借给他的三百美元，让他进入研究生院深造。　　学校也不乏好教师。由于不满足于指定给新生开设的化学，鲍林四处听课，最后发现了阮顿·柯克伍德·布罗迪。鲍林对他的评价是，“一位十分出色、满怀热情的教师。”在第一年中，他一直上布罗迪的化学课，从而更加扎实地掌握了化学的基础知识。他也有幸找到了一位出色的数学老师。在到科瓦利斯的首次火车旅行中，鲍林遇到了俄勒冈农学院数学系主任查尔斯·约翰逊，并当即决定所约翰逊上的每一堂课。他的直觉完全正确：听约翰逊讲微积分成了一种精神的享受。　　弗尔顿主管化学系，而弗洛依德·罗兰德在鲍林读完一年级之后负责更为专门的化学工程专业。鲍林说，他人“并不很聪明，但他自己认识到了这一点。”不过罗兰德是俄勒冈农学院为数不多的获得过博士学位的教授（而且是从依利诺伊大学相当不错的化学系获得的学位），同时还是研究生教育的大力倡导者。在罗兰德的鼓励下，和鲍林一同学习化学工程的12名学生中，有9人继续攻读研究生，这是闻所未闻的。　　鲍林在开始时还有些担心，但不久就发现，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十分容易地掌握大学的课程，就像在高中时那样。他所有的化学课和数学课成绩都是A。“似乎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坐在桌子前看一下书，根本不用仔细阅读，就能掌握书中的内容，”他的同班同学爱德华·拉森这样回忆说。　　他对化学逐渐形成了个人的好恶。比如说，一年级时上的定性分析并不对他的胃口。“我讨厌无机定性分析，因为它几乎完全建立在经验之上，”他回忆说。“分解和测定不同金属的方法大多数取决于某些化合物的溶解性，而且这些差异完全没有理论的基础……我不喜欢定性分析，而喜欢精确的定量分析。” 　　鲍林不那么在意自然科学以外的课程，机械制图得了个D（他回忆说，他总是等不及让墨水完全干，常常把图纸弄得一塌糊涂），第一年第二学期的体操得了个F。体操课不及格，很能说明鲍林的特点，他根本就不想遵守有关的规定。在得知学校田径队队员不用上规定的体操课后，他就决定参加田径队。（从中学起他就想过要参加跨栏和跳高的比赛。）可惜的是，参加田径队的选拔赛变成了一场灾难：跨栏时他踢倒了一个栏架，能够跳过的高度又不足以引起教练的兴趣。尽管他参加了一次比赛，但未能入选田径队。结果，本想逃掉的体操课不及格，他也就此放弃了参加田径竞赛的念头。　　在大多数方面，他是一个典型而又好动的低年级学生。作为一年级新生，鲍林戴着一顶绿色的无沿便帽，所有农学院的新生都要戴这种帽子。学校的田径队被人叫做“俄勒冈佬”，鲍林在日记中写道，不久他就萌生出“对俄勒冈佬的狂热”。他向高年级师兄致敬，为足球队加油，高唱队歌，玩桌球，还参加一年级新生“烟民”的聚会。他参加学生军训队，购置了一套制服，并参加操练和野外烹饪的培训（最终在四年级时升至上校一衔）。　　与大多数大学男同学一样，他也在寻找可以恋爱的姑娘。在女孩子身边，鲍林仍感到局促不安。另外，他觉得自己长相不算好，因此他与女孩子相处更加缺乏信心了。他在一年级的一篇日记中写道：“我越照镜子，就越觉得自己的五官长得奇怪。我一点儿也不讨人喜欢……我的额头上已经有淡淡的横向皱纹，我的上嘴唇也过于向前突出。我一定要记住把上嘴唇收进来。”他对自己过于苛刻了：一张当时的照片展现了一个瘦削的男孩，满头赭色的头发，宽阔、生动的五官和坦诚、迷人的微笑；他还有一对明亮、深邃的蓝眼睛。不管怎样，他还年轻，完全有能力靠自己克服恐惧。鲍林的初吻对象是一个名叫关朵琳的女孩，就在离家上大学之前，慌乱、冲动。抵达科瓦利斯后不久，在砍柴挣钱的时候，他遇见了艾琳·丝帕克斯，一个17岁的女孩。她满头卷发，正在俄勒冈农学院进修商务课程。鲍林被她迷住了，马上请她出去看电影。“她正是我寻找的女孩，”电影散场后他激动地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最后一次他在日记中提到这个女孩。直到五年之后他才经历另一次恋情。　　二年级时，鲍林获得了一个在化学系“溶液室”打工的机会。在那里，聪明能干的鲍林很快给教授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被邀请参加一个叫做“伽托贝”的学生联谊会（他认为主要是为了提高联谊会的平均积分点）。鲍林一般总能受到联谊会兄弟们的欢迎，他们给他起了一个别扭的绰号，并请他参加所有的联谊会活动。一个联谊会成员记得，在一次聚会上，有些男同学穿上了异性的服装，鲍林特别装扮成一个“漂亮的小女孩”。　　“伽托贝”要求年轻成员每星期找一个女孩约会。鲍林回忆说：“这对我很成问题，我怕羞，很难开口邀请女孩子跟我去看电影，而且我的钱不多，难以款待女孩子。”但是找不到女伴会受到惩罚：空手而归的成员要被抓到楼上，扔进灌满凉水的浴缸，按到水下几乎到淹死才松手。这个古怪的习俗据说源出于希腊，称之为“浸礼”。鲍林没有找到女孩子约会，而周末很快就到了，不过他早已想好了逃避惩罚的“小花招”。在被其他成员抓上楼梯的时候，他开始深呼吸，让血液中充满氧气。“然后我一动也不动，”他回忆道。“他们把我扔进浴缸，按在水底，而我就那样躺在那儿……躺在那儿……躺在那儿……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一分钟过去了……他们把我拖出来，惊恐万分，叫喊，‘他心脏病发作了，不行了’，我当然‘苏醒’了过来。从此之后，我再也不用担心了。” 　　§电子的排列　　贫穷影响的并不仅仅是鲍林的社交生活。在整个大学时代，他都得不停地打工；一年级时他伐过木，擦洗厨房，为女生宿舍切牛腿，每个月要干一百个小时以挣25美元。他回忆说：“为了干活……不耽误学习，我白天一分一秒也不能浪费，也由此养成了工作的习惯。”每天长时间地刻苦工作成了他日后工作的常规。　　1918年初夏，在读完一年级之后，鲍林和默文·斯蒂文森，以及农学院其他几个学生军训队员被送往旧金山的军事基地进行了为期六周的强化军官训练。在剩下的假期里，鲍林和斯蒂文森在俄勒冈海岸的一家船厂帮忙建造木制货轮。不管后来鲍林对待战争的态度如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完全赞成政府的行动。斯蒂文森回忆说，鲍林是战争的坚定支持者，“百分之百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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