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科学怪杰：鲍林(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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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

◎11　鹰　　§有序的世界　　鲍林最早收到阿尔伯特·勋弗利斯的信是在1938年12月份。信是用德文写的，克制的语气中流露出一丝恐慌。勋弗利斯是犹太人。他的父亲是一位知名的德国科学家，一个Ｘ射线晶体学的开创者，也是劳厄的朋友。勋弗利斯本人在法律界工作，曾担任十年的德国法官，后来希特勒的纽伦堡法案剥夺了他的这一权利。他认为，这简直是在发疯，但是同许多德国人一样，他觉得一切迟早会过去。他将自己的无所事事看作是强制的休假，可以和自己的三个孩子多呆些时候，并上了几门化学课程。然后他被告知犹太人不可以读书。1938年11月的一个冰天雪地的夜晚，暗杀和殴打开始了，到处是破碎的玻璃和流血的头颅。勋弗利斯觉醒了过来。和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一样，他绝望地试图离开德国。劳厄关照他给美国的科学家写信，其中就包括鲍林，希望有人能够给他办理学生签证。　　在30年代末，鲍林收到过许多绝望的德国学者的来信，勋弗利斯只是其中之一；他的答复无一例外充满同情，彬彬有礼，然而他对移民局的繁文得节却无能为力。他对勋弗利斯的来信特别关注，因为劳厄亲笔给他来信请他帮忙。鲍林接洽了一些专门解决德国难民问题的委员会，但是发现这些机构效率低下。鲍林试图和勋弗利斯取得联系，但是杳无音讯。　　直到四个月后，鲍林才再次得到勋弗利斯的消息，这时他已经置身于荷兰的一个难民营里。勋弗利斯写道，他身无分文，且无法从德国银行中取出自己的积蓄，在移民美国的抽签中号码又非常靠后。“目前我住在这里，没有任何谋生的手段，我非常沮丧……我的三个孩子分别为6岁、8岁和10岁，在这里他们无法上学，我也没有机会获得任何一份工作。……我恳请您无论如何设法拯救我于水火之中。”鲍林立刻复了信，保证将尽力而为；他给国际教育理事会和帮助难民委员会写了信。然而，把老练的德国科学家弄进美国，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至于前法官，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鲍林提出寻找资金来源在帕萨迪纳安置这一家人，并设法首先将勋弗利斯的孩子接出来。但是，他无法让移民官员加快办事的进程。他在1939年春天给勋弗利斯写信，告诉他将继续努力。他的信被退了回来，上面敲了一个“地址不确”的章。　　从30年代中期开始，许多来到美国的犹太科学家都讲述着诸如此类的恐怖故事。希特勒借口维护民族的纯洁性，驱逐或者监禁犹太教授和那些同情犹太人的德国学者，将德国的大学搞得支离破碎。在这一过程中，希特勒摧毁了德国科学的大部分。许多犹太学者仿效爱因斯坦，来到美国安家。许多非犹太科学家，包括索末菲，竭尽全力提供了帮助，并在早期公开谴责纳粹的行径。有些科学家，像海森伯，保持着沉默。还有一些人领导了清洗运动。这简直是一场恶梦，动摇了鲍林对于科学理性的信念。　　到了1939年，鲍林觉得必须制止希特勒的罪行。他在9月份给一位英国朋友的信中写道：“全体美国人民都赞成英国反对希特勒的行动。我希望民主力量联合起来，尽快结束这一场灾难。”在1940年春法国沦陷后，鲍林的忧虑加深了。他深信，如果美国不直接干预的话，英国也将陷落，因为希特勒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战舰编队，拥有绝对的制海权。　　＊＊＊　　现在的问题是应该如何行动。从传统上来说，科学家对政治漠不关心，他们寻求的是可以求证的事实，而把世界大事留给政治家们去操心。不卷入政治旋涡是科学界一条不宣的定律，大家对此都采取默许的态度，因为这是科学态度的一种自然合理的延伸：多数科学家觉得他们在任何公共角色中应该保持公正和客观，就像他们在进行科学研究时那样，他们应该执着于对知识的追求，而将没有头绪或无可考证的政治问题留给政客们。这并不是说科学家们没有政治观点；只是他们并不张扬他们的观点。鲍林同样抱有这一态度。尽管在爱娃·海伦的影响下，他早在30年代初就偏向于左翼，但是在公众场合，他从未宣讲或者发表过任何政治言论。　　然而，他对于科学家在公共事务中应该扮演的角色的认识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1939年，他阅读了《科学的社会作用》一书，作者是约翰·戴斯蒙得·伯纳尔，一位英国晶体学家。伯纳尔在这部长篇大论中详尽而又严厉地批判了科学在对待世界事务方面的无能，彻底摧毁了科学是不受世俗杂务烦扰的理性圣地的观念：“过去人们总相信科学研究会导致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伯纳尔说道，“但是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接着是经济危机，表明科学可以同样容易地被用来达到破坏的目的。要求停止科学研究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并以此作为唯一的手段来维持一种可以忍受的文明。科学家们面对这些批评，不得不第一次认真地考虑，他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如何才能有效地与身边发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 　　伯纳尔是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名世界统一政府的倡导者。他提议科学家应当仿效一种运用自己的才能为大众服务的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去为资本主义经济添砖加瓦。他还认为科学家们本身是创建一个社会主义乌托邦的障碍。照伯纳尔看来，一个科学家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属于中产阶级者的顺民，而最糟糕的情况则会沦为资本家的附庸，“受雇于国家、企业或某些半独立机构，如直接或间接依赖国家或企业的大学。因此，出于谋生的需求，科学家的真正自由被局限于其雇主所能容忍的范围内。”伯纳尔继续写道，科学工作者必须组织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认清自己的社会责任，并采取相应的行动。“让科学获得自由，它将更加有效地为全人类的进步作出贡献，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服务于少数人的利益。” 　　鲍林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并将它作为自己在加州理工学院开设的讨论课上的一个议题。他赞同书中大多数观点。在爱娃的影响下，他对于世界的兴趣扩展到美国的基本权利和政治问题上；现在他开始相信科学家对于这些问题也许能够发表一些有用的言论。和伯纳尔一样，他认为现代世界的大多数发展扎根于科学进步，而科学家比其他人更加了解这些进步，因此他们在公共辩论中应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科学家还拥有一项技巧——科学方法——可以对数据进行冷静和理智的分析。这样，只要有足够多的信息，他认为科学家完全可以运用自己的技巧对政治或者社会问题，如怎样对付希特勒，进行有益的思考。　　接着爱娃又怂恿鲍林阅读《现代联邦》一书。美国政治记者克拉伦斯·斯特雷特描述了极权主义的危险并提出了与之抗衡的一种新的思想：按照美国联邦的模式，将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联合成一个整体。斯特雷特提出的将美国宪法的基本内容推广到全球的诱人前景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轰动，引发了一场“现代联邦”的运动。到1940年，全国有六十个分会的三千名会员加入了这场运动。爱娃成了斯特雷特哲学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夫妇两人都成了帕萨迪纳分会的创始成员，许多个下午，爱娃都坐在分会市中心沿街办公室的柜台后。　　在妻子的敦促下，鲍林在1940年生平第一次作了政治演说。他的题目是“现代联邦”遏制法西斯和准备下一场战争的必要性。起初，就一个与科学无涉的题目发表演说，鲍林觉得有一些别扭，但是很快他就有些自鸣得意了。在初中礼堂或是起居室里，面对一小群听众，他会以一种与科学演讲不相称的激情发表讲话。这令他重温了在俄勒冈农学院作为高年级学生代表发表演说时的激动与满足。“敌人正在进攻英国，而且可能在击败英国后转而进攻我们，我国是否应该立即帮助英国打击敌人呢？”他询问自己的听众。“这意味着投入战斗，而我们是理想主义者，本性是和平主义者，反对战争。但是，反正我们都会被拖入这场战争——我们正在积极地备战，我们中间是否有人认为我们将永远不会陷入这场战争呢？……必须将恶性蔓延的法西斯主义——笼统地说就是独裁统治——从这原本有序的世界上彻底铲除出去。”在演说最后，他提出了一个动人的远景，一个稳定、民主的世界政府领导着一个平和有序的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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