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科学怪杰：鲍林(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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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八

鲍林迅速查看了现场，马上打电话报警，并通知了新闻记者。他对记者说：“我不知道谁干了这种有失美国人体面的事情。然而，我怀疑有些心术不正的人认为美国公民也应该遭受迫害，就像德国犹太人遭受纳粹迫害一样。我想这次丑行就是这类人干的。” 　　报纸刊出鲍林将帕萨迪纳入比作纳粹的报道后，鲍林家就开始不断接到恐吓信和恐吓电话，威胁他们“立刻赶走那个日本人”。鲍林一概不予理睬。不久，一封打印得十分粗劣的短信寄到了鲍林的办公室：“除非你立即赶走那个日本人，我们将烧掉你的房屋，摆平你的身子！……日本人杀死了我的父亲，真可惜他们没有强奸你的亲人。假如你胆敢将此事在报上大肆宣扬，我们将马上收拾你广信的末尾署名“一个邻居”。　　鲍林其时正准备去首都华盛顿进行一次例行访问。爱娃得知这封恐吓信后，认为不能在他离家期间毫不设防，于是打电话给当地治安官员寻求保护。接电话的官员却这样回答：“呢，关于这件事，这是你们雇佣了日本人的结果。” 　　爱娃感到震怒，她立即打电话给美国公民自由协会的朋友们商议对策。迫于律师的压力，治安部门给鲍林家派了一名武装岗哨，并保证将那封恐吓信送交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就在鲍林准备离家的时候，调查局派来了特工人员。他们向盛怒之中的爱娃查问她觉得谁可能写了这封恐吓信。爱娃向他们发表了一通义愤填膺的长篇讲话，控诉政府的拘留营政策及其对公民自由造成的威胁。特工们耐心地听着，并记下了她的结论性意见：“整个法制体系相当脆弱。”而轮到鲍林说话时，他则冷静地列出了那些可能知道他家雇佣了一个日本园丁的人的名字。　　此后没有发生更多的事。两周后，武装岗哨被撤除了。联邦调查局一直未能查出恐吓信的作者，而且警察局也未彻底调查污损鲍林家车库的肇事者。　　尽管事情这样过去了，但其影响十分深远。鲍林在东部逗留期间，整天为自己妻儿的安全担心。派武装岗哨站在家门口值勤，这在美国是极不寻常的一种做法；当地治安官员的反应更是使人气馁。鲍林从小受到的教育是要相信政府官员会采取正确的行为，而现实却是必须由律师出场才能维护法律。此外，鲍林还学到了重要的一课：通过像美国公民自由协会这样的志愿者组织在外部施加压力，是能够干成一些事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说，他过去还认为爱娃的政治活动有一点走极端，那么现在事实证明并非如此。那些出于狭隘和偏见对他家进行威胁的人才是真正的极端分子。　　用后来通行的一个术语来说，这是一次使鲍林“激进化”的经历。而且，这仅仅是开始。　　§儿童十字军　　五个月以后，随着广岛和长崎被原子弹所毁，鲍林的社会正义感更加提高了一步。鲍林对原子弹的出现从两个方面感到兴趣。开始时，他急于了解原子弹爆炸的物理和力学原理。他通过阅读一般性的介绍文章和一份非正式的名为《用于军事目的的原子能》的政府报告，再利用自己的直觉，终于弄清了有关原理。他惊讶地发现，原子弹相对说来是很简单的，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 　　当时很多美国人像鲍林一样渴望了解原子弹的技术原理。作为一种比过去的任何武器都要强大几百倍的新式武器，原子弹也点燃了公众兴趣的火球。每个人都想了解科学家是怎样把它制造出来的。广岛爆炸后的几个星期，一个了解鲍林兴趣的人邀请他去扶轮社的午餐会上作一次关于原子弹的科普讲座，要求他用外国人也能听懂的语言解释原子弹的爆炸机理。鲍林既不是原子物理学家，又不是实际参加曼哈顿计划的众多工作人员之一，因此他对自已被邀请作这方面的报告有点惊讶，但是他觉得自己有足够的知识作好这件事。除了他过去作过的美国现状系列讲座外，他还很少面对非科技工作者作过演讲。他觉得最好要带一些教具。　　鲍林将一只木球锯成两半，并挖成空心，然后用力把它们拍到一起，发生很大的声响。这个教具管用！报告时，鲍林借助黑板图文并茂地解释核裂变的过程。诸如铀、钅不这样一些不稳定的大原子的核里面含有大量的质子和中子。这些不稳定的原子遭到中子轰击时就会发生分裂，同时释放出巨大能量，并使更多的中子解脱出来。这些解脱出来的中子又使更多的原子发生分裂，从而形成了连锁反应。鲍林告诉听众，如果能够控制反应进程，减缓反应速度，那末原子能产生的巨大热量就可用于驱动燃汽轮机。这就是廉价而取之不尽的原子能的理论基础。　　如果反应进行得很快而又不受控制，其结果就是一枚炸弹。炸弹的中心是几磅铀或钅不的某种同位素，做成空心球的形状，就像他带来的木球模型一样。关键技术是如何起动核的连锁裂变，使得几乎所有的原子核同时分裂。而曼哈顿计划的工程师们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围绕炸弹的中心部位放置了常规炸药，炸药点燃后，就从各个方向快速地压缩中间的空心球。鲍林把带来的两个木质半球用力地拍打在一起，连锁反应就此起动，巨大的能量一下子释放出来——轰！　　讲座给扶轮社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消息一下子传开了：这里有一个报告作得很棒的大学问家。于是到处有人请他去作关于原子能的报告，鲍林成了南加州最受欢迎的演讲者之一。　　但是不久之后，他对原子弹技术方面的兴趣很快就被其他方面更重要的关注取代了。早在原子弹袭击广岛之前，芝加哥、洛斯阿拉莫斯和田纳西州奥克里奇等地的原子弹实验室里的研究者们就已经开始组成讨论小组，研讨他们所做工作的社会和政治含意。这些原子能科学家比任何人更清楚原子弹的实际威力。他们深知，美国对这种威力强大的武器的控制将会改变世界地缘政治的平衡。广岛大爆炸以后，其他的大学和政府实验室也相继组织起讨论小组，原子弹造成的巨大破坏以及被烧焦的妇女儿童的惨象引起普遍的憎恶和义愤。科学家们因为创造了“这种炸弹”而增添了一种特别的责任感。他们在一起议论科学家的责任，并探讨在未来年月里如何控制这种新的能源。　　随着讨论的深入，鲍林愈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在新的原子能时代，科学家承担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和政治责任。他在广岛爆炸一个多月后写给友人一封信，里面写道：“毫无疑问，由原子能的巨大破坏力给世界带来的问题压倒了其他任何问题。我认为，我们除了进行原子能的专业研究外，还要让世人了解科学活动的政治含义。” 　　在帕萨迪纳，由加州理工学院、亨廷顿图书馆和威尔逊山天文台的一些成员组成的小组也开始讨论原子弹的后果。鲍林是成员之一，参加讨论的还有奥本海默，他在密立根退休后刚刚回到理工学院。奥本海默给世界带来了原子弹，现在他十分关注如何控制这种武器。小组成员经过讨论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原子弹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本质，使其后果难以想象；而控制这种武器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成立某种形式的全球政府。在给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的一封信中，鲍林写道，为了保护世界免受原子战争的“难以想象的巨大破坏”，“有赖于成立一个民主的世界政府——全世界人民自己的政府，就像美利坚合众国的政府一样。” 　　在美国各地自动组织起来的几十个科学家讨论小组也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同样的共识。这种现象发生在传统上脱离政治的科学界里，是前所未有的。这些科学家以及他们的助手突然议论起政治来了，他们三三两两地聚集到客厅和教师俱乐部里，坐到会议桌和餐桌旁，剖析原子弹的政治含义，怀着负罪的心情寻找恰当的方法，以保证他们的发明创造能够造福而不是毁灭人类。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些多数还很年轻、很理想主义的青年科学家发现了共同肩负的社会责任，而这在以前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的。他们还为解决原子弹问题开出了相同的药方。科学家是启蒙运动中的儿童。他们都像鲍林一样，相信人类的理智、进步和善良的本性，相信科学方法的价值，信仰民主。他们本身的生活经历验证了这些东西的价值。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科学家对原子弹的认识达到了高度的一致。这个事实说明，只要接受适当的教育，任何理智的人都能得出与他们相同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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