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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七

　　鲍林心头充满了喜悦。多少年了，因为参加争取和平的活动，他曾经受到多少人的指摘、谩骂和压制。现在，他总算洗清了不白之冤。既然世界用这种方式承认了他工作的价值，怎么还会有人说他是受人指使走上了迷途呢？他和爱娃谈论这一点时，又领悟到了另一层意思：历史上谁也没有获得过两次由一人独享的诺贝尔奖。爱娃很快就指出，居里夫人就获得过两次，但鲍林说她有一次是与别人共享的，而他的两次奖都是他一人独得的。

　　至少从字面意义上可讲，这两次奖都是他一人独得的。不过，鲍林当然也同意一些祝贺电报的说法，认为爱娃有资格共享这项诺贝尔奖，而且爱娃本人也不讳言她无愧于分享这一荣誉。“我们将这一荣誉看作为一个明证，证明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立场是正确的，”爱娃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同时又谦和地提到了自己在鲍林的政治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您当然清楚，我丈夫原本希望不声不响地待在自己的实验室中搞他的科学研究。但是，人比科学真理更重要……”每次发表有关这次诺贝尔奖的声明，鲍林总会非常细心地提到，这也是对罗素所做工作的承认，是对全世界各地反对核武器的和平人士所作努力的承认。

　　然而，话虽这么说，这个奖毕竟还是他得到的。在鲍林的眼里，这比他获得的任何其他奖励更珍贵。“我得到了诺贝尔化学奖，只是因为我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且做得比较有成效……况且那时我心情很舒畅。那时我正在做的事，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我可以做而且也喜欢做的事。因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获得诺贝尔奖，那当然不错。不过，我已经说过，我总是要做一些事情的，”他对采访他的一位记者这样说。另一方面“我曾经作过五百次讲演，谈论放射性尘埃，谈论核战争，谈论在大气层停止核试验的必要性，谈论最终消灭战争的必要性。您知道，我并不喜欢作这类讲演……我在做的事是我不感兴趣的事，只是出于道德和信念的驱使，我才这样做。在某种意义上我是逼出来的……因此，当我在1963年得悉我已被授予诺贝尔奖时，我感到我们作出的牺牲还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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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贝尔和平奖使鲍林回旋的余地增大了，光奖金就是五万美元——相当于他在加州理工学院三年的工资——他和爱娃立即筹划利用这笔钱建造一个现代化的新家，以取代鹿寓牧场那所陈旧的小屋。

　　同时，他离开加州理工学院的打算也更加坚决了。

　　鲍林回到帕萨迪纳那一天中午，当地报纸刊登了杜布里奇对他这位杰出而又使人头疼的教授最近获得的荣誉所作的反应：“诺贝尔和平奖是对鲍林博士长期来百折不挠的努力给予的崇高奖励，他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揭示了核战争的危险以及达成禁试协议的重要性，”这位加州理工学院校长说。然而，他接下来加上了错误的一句：“尽管许多人不赞成他使用的某些方法和从事的某些活动，但这已清楚地证明，他对世界舆论具有重大的影响。”

　　鲍林正要找借口离开加州理工学院，杜布里奇的声明使他下了最后的决心。在鲍林的心目中，作为两度获得诺贝尔奖的唯一在世的人，一直以学校为家，这就使学校在国际上的知名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杜布里奇的反应却是强调许多人认为他的“方法和活动”是错误的。找不到个人表示祝贺的词句，丝毫没有显示出学校的自豪感。爱娃在读到这份声明时，几乎肺都气炸了；琳达打电话到校长办公室，“用非常生气的语调”痛斥杜布里奇对待她父亲的态度。

　　加州理工学院其他人的反应则各不相同。鲍林研究组的人一个个笑逐颜开，他们在鲍林的办公室上挂上了一块标语牌——“鲍林确定了和平竞赛的步伐”——大家兴高采烈地聚集在一起，畅饮香槟酒，共享大蛋糕，纷纷向鲍林表示热烈的祝贺。科里比谁都更清楚，鲍林为了履行自己对和平事业的承诺，在科学研究方面曾经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因此，他走进鲍林的办公室，默默地与他紧紧拥抱在一起，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情景啊！

　　但是，化学系和校方却出奇地平静，难得听到几句祝贺声，而且其中夹杂着一种敷衍的味道。更没有迹象表明要举行任何一种庆祝会。

　　社会上对鲍林得奖的反应也有很大的差异。许多左翼小报，也有几家大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华盛顿邮报》，都表示祝贺。然而在主流报刊中，大多数一反往常而持批评的态度——在一般情况下，它们对诺贝尔奖新得主总会极尽吹捧之能事。有些报刊发表社论说，要讲谁有资格得奖的话，那就是肯尼迪，他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坚持强硬的立场，教训苏联人：他们最好和美国坐下来谈判。肯尼迪用美国人所喜欢的方式赢得了和平：逼对手乖乖地就范。

　　而鲍林却相反，采用了姑息养奸的办法，正如《纽约先驱论坛报》所称，他“只知道举着标语牌反战”。《芝加哥论坛报》和《华尔街日志》说，给鲍林发奖，实际上是对美国亲共运动的奖励。卢斯①办的那几家杂志就更不像话了。例如，《时代》杂志竟然借用鲍林这次得奖的机会，罗列了与鲍林发生过联系的共产党阵线组织的名单；《生活》杂志发表了一篇用心极为险恶的文章：“举止怪癖的鲍林博士，作为化学家也许是出类拔萃的，但他那些荒诞不经的政治观点却从来就没有受到美国舆论认真看待过。”该文最后得出结论说，这个奖“对美国来说是非常严重的污辱”。在获奖消息宣布以后的几天时间内，鲍林不但没有受到这些杂志的吹捧，而且他不得不亲自拿起笔杆给卢斯写信，“表示我本人的气愤和对贵刊的蔑视”。

　　①卢斯（Henry Robinson Luce，1898—1967），美国杂志发行人，创建了《时代》、《财富》和《生活》杂志，是美国新闻史上最有势力的人之一。

　　鲍林担任过美国化学学会的主席，因此他曾期望这一团体会向他表示祝贺，但是，他又一次失望了。美国化学学会的学报对得奖的事冷眼相看，实际上采取了不予理会的态度，仅仅在一期的封底印一小段文字隐隐约约地提到了这件事，

　　鲍林对许多人不约而同采取的冷漠态度感到很意外，因而在感情上受到了伤害。但是，他和往常一样，咽下了这口气，行动上显得很爽快，装出了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然而，他在内心深处却很不平静。得奖时喜出望外的心情，很快就为失望忧郁的情绪所取代。无论在全国范围内，还是在加州理工学院，人们对这一消息的态度深深地刺痛了鲍林的心。对此，他迅速然而是有点莽撞地作出了反应，并且因此而改变了自己生活的航向。

　　10月18日，离开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正好一星期，鲍林在他的梅德尔寓所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在摄影机不停地转动和摄影时发出的咔嚓声中，宣读了一份事先准备的声明：他将要请假离开加州理工学院，到“民主制度研究中心”任职。这一中心位于圣巴巴拉市，是专门研究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一个出谋划策的智囊机构。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一口否认他与加州理工学院之间存在着“裂痕”；他说，他到另一个地方谋事，反映了他个人权衡轻重之后的选择，而且在得奖之前就已有打算。他突然宣布提问结束，请各位记者退场。

　　若干天以前，也就是杜布里奇的言论刚刚见报的时候，鲍林就通知化学系主任罗伯茨，说他打算永久离开加州理工学院——“不无遗憾”，他在给罗伯茨的书面报告中写道，“我毕竟与诸位同仁在此度过了41年多难忘的岁月。”——罗伯茨赶紧向杜布里奇转达了这一消息。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曾经有些不大了解内情的人试图出面调停这件事，看看能不能留住鲍林——甚至鲍林也一度希望杜布里奇亲自出面劝他留下来——但是，杜布里奇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他正想一劳永逸地拔去这一根刺，而且似乎不愿再把此事拖延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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