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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八

　　当鲍林转到斯坦福大学时，鲁滨逊竟然也跟着他同行，帮助他安装日益复杂的用于尿样分析的设备。他向圣地亚哥分校请了假，着实使他的导师们感到很惊讶。1972年初，鲍林的研究兴趣开始转向维生素Ｃ和癌症，鲁滨逊感到鲍林交给他的建立在帕罗·阿尔托的小型临时实验室太小了——此时，已有16台气体色谱分析仪，还有各种各样的计算机设备——因此，他和鲍林要求斯坦福大学提供更大的场地。

　　校方不大想满足他们的要求。再说，鲍林从来就不是一个安分守己、循规蹈矩的教师。尽管1972年联邦调查局最终认定鲍林对国家安全不再是威胁——结束了这个机构对这位科学家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调查，将搜集到的材料整理成多达2500页的档案，得出结论说，最终未找到过硬的证据可以证明他曾是共产党员——但鲍林继续进行政治方面的活动。他攻击尼克松总统所做的每一件事，从轰炸柬埔寨到他在巴基斯坦执行的政策，他接着还对记者说，尼克松应当服用维生素Ｃ；他用尖锐的言辞批评了斯坦福大学校方解雇了一名员工，这位员工曾发表演说，要求学校停止在军事研究方面的投入；他还再三敦促斯坦福大学的学生起来反对越南的战争。

　　这已经是够糟糕的了。但是，到了1966年，鲍林在维生素Ｃ问题上的执着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和鲁滨逊对一些精神病患者进行维生素配方的试验，给他们服用大剂量维生素Ｃ，然后观察他们尿液中维生素Ｃ的含量（其用意是，体内缺乏抗坏血酸，将会导致摄入量增加，因而排泄物中的含量就降低）。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鲍林不断要求医学院的人帮助他测试维生素Ｃ在病人身上产生的作用。医学界对鲍林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抨击，使斯坦福大学的校方开始感到很尴尬。

　　鲍林要求将实验室搬到一个更大的场所，遭到了校方的拒绝。他又提议为他和鲁滨逊的研究工作新建一所中等规模的建筑，学校拨出一部分资金，他本人再筹集一部分钱款。此时，校方开始认真起来了，他们提醒鲍林说，他已过了斯坦福大学为教授规定的退休年龄。最后，1972年年底，他们正式通知，建造新大楼是不可能的。

　　鲁滨逊想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他和鲍林已经筹集到一笔资金。出资人名叫基恩·迪米克是一家制造气体色谱分析仪的公司已经退休的老板，同时也是热心支持鲍林维生素思想的信徒。这笔资金一共是5万美元，原本可以充当在斯坦福大学拟议建造的大楼自筹资金的一部分。为什么不告诉斯坦福大学，事情到此为止了，迪米克的资金将在校外租一个地方用作实验室？鲁滨逊和鲍林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从根本上摆脱校方的干预，建立他们自己的研究所。

　　两个人和迪米克一起商谈这件事。1973年5月15日，他们正式宣布，从此以后，他们将在门罗公园的一个新的研究机构里进行他们的工作。这个地方离斯坦福大学有好几英里远，他们将其称为“分子矫正医学研究所”。

　　鲍林现在已经72岁了，但他还像年轻人一样精力充沛地用全部身心投入了新近开始的事业。过了几个月，他就辞去了斯坦福大学的职位。鲁滨逊也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割断了最后的联系。两个人又开始向各方面寻求研究的资助。鲍林首先劝说他的朋友和同行参加研究所理事会——这是一种象征性职位，这些头面人物的名字将出现在信头上，有利于提高研究所的身价，更便于筹集资金的工作——一共有30个人接受了这一名誉，其中包括克里克、威尔金斯和另外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

　　迪米克的捐款已足够支付研究所新大楼的租金，除此之外，鲍林和鲁滨逊只有原来那一笔国家医学研究所提供的用于尿样分析的资金，因此，两人不得不用自己的钱来支付工作人员的薪金和某些购买设备的费用。主要的研究领域是两个：一个是鲁滨逊的尿样分析的课题，另一个就是鲍林新近提议进行研究的维生素Ｃ。在鲁滨逊方面，取得更多资助并没有碰到多大的麻烦，但鲍林筹资的活动就不那么成功了。

　　1973年3月，鲍林拜访了国家癌症研究所，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鲍林和爱娃带着卡梅隆在苏格兰最早给予治疗的40名癌症患者的病历，抵达贝塞斯达，并将其交给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十几名官员查看。鲍林提议说，也许现在美国就应当进行一些对照试验了。但是，这些官员在经过两个小时的讨论后，声称必须首先在动物身上作试验，如果表明这种治疗方法是安全有效的，然后才能采取下一步行动。鲍林心里想，这些医学专家同样是把维生素Ｃ当作一种药物而不是当作一种营养品来看待的，尽管是这样，他还是愿意照他们的要求作分阶段试验。他迅速提出了申请，要求资助10万美元在他新开的研究所里对动物作试验。但是，国家癌症研究所的评估人员对这一建议投了票，结果赞成票很少，资助一事未得到通过。鲍林后来根据评估人员指出的缺点进行了更改，并在1叨4年再次提出了申请，申请书照样被退回。1975年和1976年又两度申请，每一次都没有结果。

　　1973年稍后，卡梅隆本人到美国旅行，顺道和鲍林一起走访了国家癌症研究所。这也是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然而，两个人在一起所作的努力，仍然是一无所获。国家癌症研究所学者们的态度与其他医生们的态度如出一辙：在一家苏格兰小医院里偶然出现的几个病例，还不足以证明可以得到大规模研究的资助。卡梅隆在给鲍林的信中读到了他从国家癌症研究所那里得到的印象。他写道，在贝塞斯达，医生们使用着化学治疗、放射治疗和外科手术等手段，他考察了这些“的确使人失望”的办法，“我真不清楚他们到底得到了怎样的结果，这些方法毫无疑问会造成许多细胞变异的现象，病人也随之承受了许多痛苦。”

　　1973年夏天，鲍林遭受到另一次挫折。美国精神病协会的课题攻关组发表了一份篇幅很长的报告，批驳了分子矫正精神病学的概念。文中还特别提到霍弗和奥斯蒙德提出的思想。说他们的理论基础“是很不牢靠的”，他们的实验结果缺乏普遍性，试验的时间也太短，因而无法提供充分的资料，他们公布结果的方式也是“可以探讨的”。鲍林给美国精神病协会的杂志写了一封信，激烈地反驳了这份报告所作的攻击，他谴责了攻关组成员有很深的偏见，他们的报告对一些重要的研究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对于我在1968年论文中提出的矫正分子精神病学的一般理论，对于抗坏血酸价值所作的具体的论证，这份报告既不作介绍，也未作郑重其事的讨论，”他这样写道；因此，他接下去说道，这一报告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然而，等到他这篇文章在第二年见诸报刊时，攻关组报告已经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一些医学界人士再次发表了看法；人们再次得到这样的印象，即跑林关于分子矫正的思想纯粹是胡说八道。

　　“我应当说，要理解医生实在太难了，”鲍林对一位记者说。“他们习惯于接受人家的说法……他们只相信权威。显然，他们难以理解世界在发生变化。”

　　1973年夏天，为了促使人们注意维生素Ｃ和癌症的关系，鲍林和卡梅隆又尝试了另一种做法。他们避开了卡梅隆难以证明的透明质酸酶理论，强调维生素Ｃ是一种免疫反应的增强剂，有助于缓解药物治疗和放射治疗带来的副作用——可以作为现行癌症治疗方法的辅助手段，而不是从根本上取代这些方法。这是非常高明的一步，对治疗和研究癌症的机构不那么具有威胁性，而且更加有实验事实作基础。事实上，人们已经观察到，维生素Ｃ有助于改进吞噬细胞的功能，也就是提高白血球在抵御癌症的过程中发挥的免疫力。

　　但是，这为时已晚。此时，鲍林几乎已经被医学界完全置于孤立无援的地位。虽然他继续在通俗刊物而不是在学术杂志上为自己辩护，甚至愿意在诸如《国民调查》和《午夜》那样的马路小报上，发表记者撰写的访谈录。现在他说的是，适当使用维生素的最佳剂量，并少吃食糖和禁烟，就可以延长美国人的平均寿命20年左右。他本人每天服用的维生素Ｃ剂量则已增至6克。在医生们的心目中，鲍林显得愈来愈尖刻，甚至到了可悲的地步。他们一致认为，这样一位伟人堕落为一个江湖骗子，实在太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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