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科学怪杰：鲍林(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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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六

§最大的怪人　　此时，莫特尔发表了他进行的第二次试验的结果。一直到1985年1月，记者打电话给鲍林时，他才听到了有关的情况。记者告诉鲍林说，他们收到了一份新闻稿，其中提到第二次试验再次表明维生素Ｃ对癌症病人没有疗效。　　鲍林这次甚至没有享受到给予一份预印稿的礼遇，但是，在他得到并且读了这份试验报告后，他愤怒极了。不错，莫特尔接受了鲍林早先提出的意见，受试病人的确在以前没有接受过抗癌药物或辐射的治疗——一共有一百例患晚期结肠直肠癌的病人接受了试验，现有的其他治疗方法对他们已经无效。这是一次随机分组的双盲试验，严格遵守了临床试验的所有规范。但是，据鲍林估计，莫特尔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试验人员看到肿瘤并没有缩小，就认定维生素Ｃ没有什么作用，马上让病人停服，而且在有些病例中又改用化疗了。　　在试验一种新的药物时，如果未见疗效，那就立即停药，这是一种常规的做法——不能很快地收到疗效，再加上可能产生严重的副作用，那就有足够的理由重新采用原先已经证明是有效的手段——但是，鲍林提出异议说，在维生素Ｃ的情况下，这样做是错误的。维生素Ｃ并非是药物，而是一种食品，在试验中间让患者停止食用维生素Ｃ，可能产生反弹效应，白血球的数量可能会下降到危及生命的程度。卡梅隆让病人坚持服用维生素Ｃ，一直到死亡为止，因而能保证维生素Ｃ在最大限度的时间内发挥其作用；而莫特尔让病人停服，不但没有重复卡梅隆的试验，而且在实际上可能加速了病人的死亡。　　莫特尔的试验结果于1月17日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随文刊登的还有国家癌症研究所一名官员撰写的社论。这篇社论认为这次试验结果是“毫不含糊的”；暗示卡梅隆的发现是“选取试验样本时发生偏差”引起的结果；维生素Ｃ并没有显著地延长患者存活的时间；鲍林和卡梅隆都错了，这一争论可以了结了。　　“我从来没有看到他那么恼怒过，”莫特尔的论文发表后几个星期，卡梅隆在写到鲍林的情况时这样说道。“他认为这件事自始至终都是对他个人道德的攻击。”然而，其含意还远不止此。更为严重的事情是，莫特尔的试验可能意味着：鲍林研究所对癌症的研究工作再也得不到大笔的资助。鲍林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反应，还可能包含着情感的因素。既然莫特尔的研究表明维生素Ｃ是毫无价值的，那么人们对鲍林在拯救爱娃生命时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打一个问号了。　　因此，尽管鲍林已是86岁的高龄，他又像往常一样，与莫特尔的第二次试验结果展开了艰苦的斗争。他在向新闻界发表的一封公开信中说，梅奥研究小组声言重复了卡梅隆试验，这是“虚假骗人的伎俩”。他又写信给德维塔、莫特尔和另外五名论文的作者，写信给撰写那篇社论的作者，写信给《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编辑阿瑟·莱尔曼，要求他们“更正、收回所写的文章，并公开致歉”。他威胁要进行诉讼，控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国家癌症研究所和梅奥防治中心。他将莫特尔试验中的漏洞制作成幻灯片，并向医学界人士放映。他撰写了一篇论文，说明让病人突然中断服用维生素Ｃ会加速他们的死亡，并将这篇论文投寄给《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他曾作出努力促使议会就这个问题举行听证会。他还亲自出现在媒体上——据卡梅隆说，鲍林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显示出一副“疲惫、苍老、愤愤不平”的模样。　　一切都无济于事。鲍林的猛烈攻击反而使莫特尔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他说，“我们现在应当转向更有希望的治疗方法，不能再抱住毫无价值的方法而停步不前了。”莫特尔遵循了对新药物进行临床试验应当采取的一切步骤；鲍林现在声称维生素Ｃ不应当看作为一种新药，实际上是企图中途改变竞赛的规则。他不再回复鲍林的信函。在国家癌症研究所，德维塔认为这件事情已经结束。律师劝说鲍林不要采取法律行动，因为法官不大可能在这样一个技术性的科学问题上明确表态。至于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方面，莱尔曼拒绝刊登鲍林撰写的两封来信——一封批评莫特尔所作的研究，另一封驳斥那将配发的社论——声称事情已经足够清楚。鲍林与他辩论此事几乎有一年之久，莱尔曼已经极为反感，以致这位很有影响的社论编辑最后也中断了与鲍林的联系。　　夏季来临，鲍林在科学领域和公众舞台上展开的斗争以失利告终。医学界的主流看法可以归结为：他们已经超出常轨地对鲍林的思想进行了试验，两次试验都证明这种思想是毫无根据的，鲍林的愤怒反应只能说明他这个人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通俗报刊一般无法分析鲍林表达的反驳意见，因此，自此之后，关于鲍林的报道都要使用莫特尔的试验结果来衡量有没有发表的价值。直到最后仍然站在鲍林一边的只剩下一些在健康问题上喜欢标新立异的人了，这种情况使鲍林在医学界处于更加孤立的境地。有一个人在收到鲍林研究所发出的募捐呼吁书后，在回复栏中草草地写下了这样的词句：“你们这些家伙是不是一定要输得精光才肯罢休呢？我尊敬鲍林，但是你们不应当使用状告一家医学杂志的办法来解决医学上的争端。” 　　甚至卡梅隆也认为鲍林关于偏见和阴谋的说法有点过火了，他在私下里说：“我认为，我们反对的是一群傻瓜而不是一批恶棍。”一方面，他小心翼翼地避免被牵扯到鲍林对莱尔曼发出的威胁中去，另一方面，他力图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一些自己所作的研究结果，但是，卡梅隆的观点更接近于鲍林的看法。虽然他根据这家杂志评论员的意见，三度修改这一篇论文，时间又过去一年，他的论文最终还是被退了回来。　　＊＊＊　　但是，鲍林仍然认为这件事情并没有完。梅奥中心的试验无法真正否定卡梅隆所作的研究工作。澳大利亚科学史家埃弗里恩·理查兹新近发表了一篇对维生素Ｃ所作的长篇分析，其中指出，莫特尔没有保卡梅隆那样坚持让受试病人长期服用维生素Ｃ，因此他不但采用了不同的治疗程序，而且他在确定结果时运用了不同的尺度。莫特尔是将维生素Ｃ用作抗癌药看待的，而在确定其药效时，衡量的标准是疾病进展的情况：在此就是肿瘤缩小的程度。卡梅隆试验的着眼点却不一样，他所察看的是疼痛有没有缓解，病人的精神好不好，存活的时间有多长——换句话说，就是生活的质量有没有改进。根据卡梅隆的经验，有些病人的肿瘤变小了，然而这仅是多种效果中的一种。将其作为成功与否的唯一的量杆，对卡梅隆所作试验的评价就有欠公允了。　　理查兹又说，这不但算不上是对维生素Ｃ与癌症之间关系作出的最终结论，而且“这一争议的历史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实例，表明用临床试验的办法来解决医学上争议的问题，存在着局限性。” 　　＊＊＊　　如果说，莫特尔的研究算不上是关于真理的最终结论，那么暂时应当算作实践上最后得出的看法。就在莫特尔的第二次试验结果发表之后两个月，鲍林坐在一架飞机上，与在他身边的一位牧场主攀谈起来了。这位牧场主不清楚与他交谈的人是什么身份，声称看医生有其危险性，因为“你也许正好会碰到一个吹捧大剂量维生素Ｃ的怪人。”鲍林看了他一下，说：“我就是最大的怪人。” 　　他后来终于认识到，人们竟然这样看待维生素Ｃ，实在太出乎他的意料了。　　因此，他决定重新开展对公众的教育。鲍林制订了一份规划，给普通读者写一本有关健康的书，通俗地向大众介绍自己在这个领域里所得知识的精要。这本书名叫《长寿与健康的秘诀》，1985年秋天写就，1986年初正式出版，出版者仍是长期与鲍林有合作关系的弗里曼出版公司。封面乃是一帧上佳的广告。已到80几岁高龄的莱纳斯·鲍林正面近镜头彩色照片：精神矍铄，面色红润，目光炯炯，笑容可掬，显示出一副健康的福态。在这本书中，作者清晰流畅地阐释了营养、维生素和分子矫正医学的知识，并且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论述医学界看待他思想的方式，特别还介绍了莫特尔所作的试验，鲍林将其称之为“梅奥中心临床试验的骗局”。不过，书末的语调还是乐观向上的。鲍林提到，美国的分子矫正医学联合会已有五百名成员，至少在某些医学院中已经开设严肃的讲座，介绍他在这方面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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