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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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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善农业条件,艾森豪威尔还创设了一个研究土壤——美国“最大的资源”——的“侵蚀和浪费”的计划,并利用他的关系,使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也参与其事。他还建立了一个新“工程中心”。随着给学校的赠款增加,教师的薪金也提高了。研究生院朝气勃勃。总之,艾森豪威尔在他的短短任期内,在开展新的计划方面的成就,比大多数校长在十年中的成就还大。 艾森豪威尔非常善于筹集基金。他从不直接要求捐款,但是,他给他的有钱朋友和熟识的人们写了很多信,解释哥伦比亚大学各方面计划的情况。 他向他们清楚表明,如果他们捐款“帮助哥伦比亚来帮助美国”,他会认为这是对他个人的支持。有一次艾森豪威尔专程到得克萨斯,去见一些石油富豪,他设法为哥伦比亚大学筹集到近50万美元。艾森豪威尔能够筹集到大笔的钱,部分地是由于他的介绍和热忱,但主要是由于这些施主们知道,这是与艾森豪威尔将军建立或保持良好关系的方法。 在哥伦比亚任职其间,艾森豪威尔一面主持校务,一面撰写回忆录。 1948年,他的《远征欧陆》第一版间世。这部书引起了巨大反响,也给作者赚得了不小的收入。征税机关考虑到艾克不是专业作家,向他提供了特殊的征税优惠,作者的纯收入达476250美元。到1966年底,《远征欧陆》一书在美国销售量达170万册,还被译成了22种文字。 许多关于他的传记作者都肯定,艾森豪威尔离开军队到哥伦比亚大学任职只是他要入主白宫的一个跳板。他们指出,按照美国的传统,国家总统必须具备一定的文职工作经验,而德怀特缺少的正是这个。 然而,艾森豪威尔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职务的时间并不长。正当他探索大学生活奥秘的时候,西方帝国主义集团发动的“冷战”席卷了世界。它涉及到经济、意识形态、政治、外交各个领域。 1949年4月,在美国庇护之下,成立了北大西洋的政治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根据参加国首脑们的一致意见,艾森豪威尔将军是领导这个组织的最合适的人选。 1950年12月18日,德怀特和玛咪舒适地坐在普尔曼式卧车里,经俄亥俄州前往远方的一个学院。在一个火车站上,一名铁路员工通知艾森豪威尔,杜鲁门总统正在通过电话找他。到有电话的地方,要走一段积雪很深的荒地。 这是一条走向“冷战”之路。杜鲁门将北约成员国首脑们的一致意见告诉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后来回忆说:“这一要求引起我一种失望的感觉,必须重新改变已经走上正规的生活习惯,动身去欧洲。”但是,他又肯定他说:“我对北约的观点是深信无疑的。在我看来,西方文明的前途有赖于它的成功。” 1951年1月7日,艾森豪威尔将军来到巴黎,领导西方大国一北约成员国的陆、海、空军队,他必须为组建北约武装部队付出较多的心血。艾森豪威尔聘请蒙哥马利元帅担任最高司令官的副职。这是一项准备战争期间英美进行政治军事合作的政治交易。在北约组织者们看来,聘请蒙哥马利担任这个集团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的副职,为的是突出英美在新的政治军事同盟中的团结。 艾森豪威尔聘请艾尔弗雷德·格伦瑟中将担任他的参谋长。“五角大楼” 对格伦瑟的评价是:他既是一位优秀计划专家,又是一个全军最好的桥牌手。 尽管艾森豪威尔为压缩编制尽了最大努力,在巴黎的北约司令部驻地仍聚集了来自12个国家穿着40种军装的200名军官。 北约的创建者想尽量采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斗传统,使这个“冷战”的畸形儿仪表堂堂。艾森豪威尔为建立这个政治军事集团的武装部队,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仍把所谓大西洋团结、全面加强在美国庇护下的北约参加国集团的原则,作为其所有外交活动的基础。 像北约所有战略家一样,艾森豪威尔不断重复一个观点:只有西方的政治军事统一,才能使资本主义世界免遭“共产主义威胁”。在苏联制成原子武器之后,他宣称:“现在美国人在本国历史上第一次被迫生活在受到完全毁灭危险的条件下。”“苏联威胁”这个可怕的东西,当时已被利用来混淆西方国家的舆论视听,并成为帝国主义集团奉行侵略的对外政策的借口。 艾森豪威尔所以叫嚷“共产主义威胁”,主要是在政治上和西方右翼集团保持一致,这些反对集团正企图联合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阻挠世界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欧洲地区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过去和当时都异常重要。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建立,改变了欧洲大陆的整个面貌。欧洲已成为两种体系斗争的中心,它在很多方面决定着整个国际生活的发展。 在北约成立之后,两种对立的社会经济体系的利益冲突,在地球上的这个地区就特别激烈了。艾森豪威尔作为北约武装部队的最高司令官,积极推行美国侵略性的对外政策,而在这个政策中,欧洲的地位又至关重要。在这种情况下,身居北约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要职的艾森豪威尔是怎样理解自己的任务的呢?最好的办法是用他的私人通信来回答这个问题。在官方公布的声明中,有不少关于北大西洋集团“防务使命”、“保卫西方文明”、西方的二次世界大战盟友间的“战斗兄弟情谊”等言论。在私人通信中却谈到艾森豪威尔的另外一种重要使命。这位北约武装部队司令官,1953年3月8日写信对国会议员沃尔特·周以德说:“我作为不分党派的所有美国人的战士和公仆,在欧洲这里的主要职责是,保护和加强美国在大西洋和地中海地区的投资。” 文森豪威尔本人也清楚,股票持有人的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根本不是一回事。就连普通美国人也经常提醒他这一点。在他的个人档案中,保 存不少美国士兵和军官、普通老百姓写给他的信。信中很坦率地指出,美国人民强烈谴责孕育着新军事冒险的侵略政策。一个美国普通军人1951年8月在写给艾森豪威尔的一封信中说,士兵们“经常喝着啤酒议论世界大事和个人的前途”。士兵们情绪忧郁,他们得出结论,在未来的战争中他们的命运是:“杀人或者被杀,杀人的想法使他们厌恶,被杀的前景使他们感到恐惧。”写信的人代表自己的伙伴质问艾森豪威尔:“我们这一代人真有必要成为职业杀人者,就像大家称呼朝鲜战场上的老兵一样吗?” 德怀特给寄信人复了信。他搬用“冷战”理论家和实践家创造的一切论据,在信中写道,在他看来,只是因为“共产党实行无神论,才迫使美国武装起来”。艾森豪威尔清楚地感觉这些道理不能令人信服,在信中最后便老实他说:“我知道,您和您的伙伴不会把这封信看作是对强烈引起你们不安的问题给予了准确的或者是稍令你们满意的答复。”真是不打自招了! 坚定地主张为了北约的政治利益,可以利用西德的军事经济潜力,这一方针是美国“大西洋政策”的基础,而这个政策在大西洋两岸舆论界眼中是声名狼藉的。美国将自己的政策建立在这种急剧的政治变态上,因而它事先就估计到不仅会遭到舆论界的强烈谴责,也会遇到北约盟国的强烈的反对。 艾森豪威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中,曾任西方盟国欧洲武装部队最高司令,现在又是北约武装部队第一任最高司令官。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预料到,接纳联邦德国参加北约将不可避免地遭到强烈反对,首先是欧洲国家的反对。他的预料和担心很快得到了证实。在70年来的三次大战中,深受德国侵略之害的法国,拒绝批准关于建立欧洲防务集团的协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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