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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这种现象的出现反映了巴顿性格中软弱的一面：爱慕虚荣、奢华和享乐，对政治问题缺乏深刻的理解和远见。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所有这些仅仅是一种表象。巴顿在摩洛哥的这种生活方式，首先是为了以实用主义的手段达到稳定摩洛哥政局和秩序的目的，此外，他把这种荒诞的生活作为一种麻醉剂，以慰藉他极度失望的内心世界，填补心灵上的巨大空虚。他原以为，登陆成功后他会很快得到重用，参加更大的战斗，但没有如愿以偿。他没有得到晋升的机会，眼睁睁地看着克拉克晋升为中将，很快又被委任为第5集团军司令，这对他不啻是一个沉重打击。他认为自己作一个伟大军人的希望完全破灭了，他已经被这个世界遗忘了。他在一篇日记中表示：恨不得在一场飞机失事中“痛快地死去了事”。

　　然而，巴顿并没有真正放弃继续参战的希望。在摩洛哥的日子里，除了应付日常社交活动之外，他还在军事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巴顿的近期目标是把卡萨布兰卡建设成第一流的军事基地，为此，他组织扩建了机场，改善了后勤供给系统，对刚刚来自美军的新兵进行了强化培训。为了扩大自己的力量，巴顿还有另一个打算：把法军转变为盟军力量的一部分。因此，他对法军采取了笼络和积极使用的方针。根据他的要求，法国军队担负起保卫铁路、公路和桥梁，加强防空力量和抵御西属摩洛哥军队入侵的任务。正是为了达到他的这一目的，巴顿利用各种社交活动来宠络人心。

　　但是，巴顿是个纯粹的军人，并不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在政治上，他是十分幼稚的。法国的亲纳粹分子狡猾地利用了巴顿的这一弱点，暗中培植自己的势力，任用亲信，打击异己。这样一来，不仅使摩洛哥的纳粹势力重新抬头，也给巴顿的名誉和前途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法国驻摩洛哥的最高长官诺盖是个地道的亲纳粹分子。由于巴顿过分信赖诺盖，让他继续掌握权力，使他的气焰很快就嚣张起来。诺盖表面上对巴顿百依百顺、阿谀奉承，尽量满足巴顿的虚荣心，暗地里却想方设法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肆无忌惮地迫害进步力量和亲盟国的反纳粹分子。他继续关押为迎接美军而发动兵变被捕的贝图阿尔将军和皮埃尔·马格南上校等人，并企图以叛国罪将他们处死。幸好巴顿和艾森豪威尔及时了解到这一消息，抢先一步把他们营救出来。但巴顿并没有由此认清诺盖等人的真相，依然如旧地信赖任用他。他认为，美军的首要目标是摧毁轴心国，因此有必要团结利用北非的法军，而只有与诺盖等人通力合作，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诺盖等早已猜透了巴顿的心思，他们牢牢地把摩洛哥的权力继续抓在手中，猖狂地进行反盟国的活动。这一时期，“老兵军团纠察队”、“法西斯人民党”等反动组织在摩洛哥大肆进行法西斯活动，他们监视、排挤和打击戴高乐分子。吉罗分子等同情盟国的人，许多进步人士被诺盖当局投入监狱。诺盖甚至还与贝当保持着通讯联系，多次商讨将美军赶出摩洛哥的可能性。

　　摩洛哥的这一反常现象很快就传到了海外，引起美英两国政界的极大关注，也招致广大进步人士的强烈抗议。

　　1943年1月中旬，丘吉尔在北非的政治代表麦克米伦先生到达卡萨布兰卡，为即将在这里召开的盟国首脑会议做准备。他对自己的所见所闻感到震惊，他写道：“简直令人无法想象，巴顿将军被诺盖以他的名义搞的奢侈豪华的游猎活动和娱乐活动迷住了，而对于诺盖如何对待英军的朋友却毫不关心。”丘吉尔首相早就从英国特工人员那里得知了这一情况，他也十分焦虑，先后两次致函罗斯福总统，提醒他注意摩洛哥事态的发展，他写道：“过去被赶走了的臭名昭著的亲德分子，如今又卷土重来了，这不仅助长了敌人的气焰，而且使我们的友人感到迷惑和沮丧。有些法国军人由于在盟军登陆时设法支援盟军而以叛国罪被处罚。”

　　英国政界要人的干预和舆论界的抨击使巴顿的声望受到很大影响，也给他未来的事业带来种种不利。但这一切并没有危及巴顿在军界的地位，也没有影响他继续为盟军效力。因为巴顿是幸运的，虽然他的行为遭到广泛的怨恨，但他在美国陆军有一些真挚的朋友和强有力的支持者。史汀生、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等陆军要人了解巴顿的为人，他们清楚地知道，巴顿是一员不可多得的战将，在未来的艰苦岁月里，还有许许多多重大的战斗在等待着他，不能因为他政治上的不成熟而终结他的军事生命。况且他们认为，稳住法属摩洛哥对战争的全局是利大于弊的。他们把这一想法向罗斯福总统做了汇报，总统也表示理解。在一次会议过程中，罗斯福为了打消丘吉尔的担忧，开玩笑地引用了一句古老的东正教格言：“我的孩子，在最危险的时刻，你可以与魔鬼同行，直至你走过桥去。”

　　虽说有友人相助，但巴顿仍然感觉到了事态的发展对自己不利，而且他对于这么长时间地无所事事已感到厌倦了，他在私下里大声抱怨：“我对于呆在这里已经烦透了。”于是，他开始暗中收集有关前线作战的第一手资料。他曾经访问过突尼斯前线，做了实地调查，了解到战场上存在的许多问题，例如，运输补给工作跟不上、机场太少、在盟军中作战的法军缺少现代化装备、战术呆板、协同不力以及盟军坦克部队中存在的大量问题等等。回到摩洛哥后，他对这些问题做了透彻的分析，并研究了加以解决的办法。虽然这全是纸上谈兵，但对他日后指挥作战是大有裨益的。

　　闲置的时间越长，巴顿对命运的悲观情绪就越大，对几位上司也逐渐产生了怨恨。他认为艾森豪威尔和克拉克缺乏勇气，才能平庸，他们的指挥“十分愚蠢”，“工作一团糟”，他们的命令常常“自相矛盾”。他还曾经在私下里大骂：“这两个漂亮的家伙对战争和士兵全都一无所知，他们全是亲英分子！”但这只不过是排遣一下他心中的积怨，在公开场合，巴顿仍然对他们十分尊重，他清楚，正是这两个人目前掌握着他的命运，用他的话说：艾森豪威尔是他的“命运之神”。

　　1943年初，北非的战局变化不大，美国陆军参谋部对驻北非美军的领导层进行了充实调整。2月，又派奥马尔·布莱德雷任驻北非的战地代表，协助艾森豪威尔工作。

　　1943年1月中旬，美英两国首脑罗斯福和丘吉尔及其主要军事顾问在卡萨布兰卡召开重要会议（斯大林因斯大林格勒战役进入关键阶段，无法与会）。这是盟国首脑继“阿卡迪亚”会议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历时10天。会议内容是了解战地情况，确定1943年的作战方针。会议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双方同意下一步进攻意大利的西西里岛，而不是法国；规定了两国在地中海战区和太平洋战区配置人力、物力资源的比例；恢复了两国于1942年6月开始的关于研制原子弹的绝密会议；还决定，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为盟军总司令。会议结束时，罗斯福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了著名的“无条件投降”原则。

　　作为东道主，巴顿忙里忙外，把会议安排得井井有条。会议地点安排在市郊的一所大旅馆中，几位大人物住进了附近的豪华别墅，并制订了严格的保安措施。巴顿的准备工作使与会者十分满意，他们一再夸奖主人的工作“十分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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