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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对于巴顿的粗鲁举动有直接影响：他对“战争恐惧症”问题缺乏科学的认识和理解。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战争恐惧症”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才真正得到了医学界的认可。医学家认为：在战争中，所有的人都会在勇敢与胆怯之间摇摆。当出现轻微的恐战迹象时，短暂的休息就可以使人得到恢复。但如果神经紧张超过了限度，任何人都会垮掉。当然，这个问题很复杂，一般说来，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和教育良好的人要比智力低下、心理失衡的人具有更强的控制恐惧的能力。因此，对待“战争恐惧症”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做法，特别是高级将领。对于部队，他应该采取科学的办法保持和提高将士们的战斗精神。

　　对于患有战争恐惧症的人，轻者，应遵照医嘱使其得到必要的调整，重者则必须尽快送医院，这一方面可以使病人及时得到医治，另一方面又能防止恐惧情绪在军中蔓延。但是，巴顿的军旅生涯植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他明显地带有那个时代军人的痕迹和偏见。他认为，一个军人必须英勇无畏，视死如归，不能表现出丝毫的动摇和怯懦，如果一个人的精神垮掉了，那么他就是个“上帝诅咒的胆小鬼”。在他的眼中，在战场上畏缩不前和开小差的人都是军人中的败类，对他们采取严厉的惩罚是为了把他们从灾难中拯救出来，因此不仅是公正的，而且是人道的。正是由于他采取了简单粗暴的举动，由此引起了严重的后果，几乎毁了他辉煌的军旅生涯。

　　“打耳光”事件发生后，巴顿内心也感受到自责，但由于战事紧张，他很快就把这件事忘掉了。但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两天之后，第2军参谋长基恩少将和军医官阿内斯特上校来见布莱德雷。阿内斯特向布莱德雷汇报了“打耳光”事件的详细经过，并递交了一份有关报告。布莱德雷对此十分震惊，忙问基恩是否还有人知道这份报告。当得知无人知晓后，马上指示基恩：“用信封把文件封好，写上只能由我和你启封，然后把它锁在我的保险柜里。”虽然布莱德雷对巴顿的做法十分反感，并有责任向艾森豪威尔汇报此事，但他选择了忠于巴顿的作法，他认为，应该遵循“不要相互残杀”的原则。

　　但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巴顿打人的消息就传遍了第7集团军，新闻界也议论纷纷。阿内斯特上校见布莱德雷不愿介入此事，便通过其它途径把报告直接交给了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看到报告后感到既惊讶又棘手：此刻，巴顿将军正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墨西拿城，全世界都在向他欢呼，意大利战场上还有许多更艰巨的任务等待他去完成。如何在这一时刻去处置一个十分特殊的人物呢？为了慎重起见，艾森豪威尔将此事严格限制在内部范围。他指示卫生顾问佩林·朗中校单独进行一次调查，调查结果只向他一人汇报。同时，他以个人名义给巴顿写了一封信，严厉批评了巴顿的“卑鄙”行为，并责令巴顿：如果情况属实，必须去向被打者道歉，向所有在场的医护人员和伤病员道歉，而且还要向整个第7集团军，一个部队一个部队地道歉。事后，有人曾责怪艾森豪威尔的这一处理方式是轻描淡写。但他们不知道，对巴顿这样一位骄傲自大并刚刚取得重大战果的将军来说，这无异于一种最严厉的惩罚。事后，艾森豪威尔立即召见新闻界的代表，通报了事件的经过和采取的措施，并诚恳地要求他们，鉴于目前的军事形势和可能在国内产生的影响，他们不要把此事透露出去。与会者接受了这一请求。

　　接到艾森豪威尔的信后，巴顿开始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在日记中写道：“显然，我的行动太轻率了，而且对情况的了解也很不够。我的出发点是正确的，因为谁也不能容忍装病逃避的现象存在，它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开来。我坦率地承认，我的方法是错误的，我将尽力改正。”

　　巴顿认真执行了艾森豪威尔的命令。在一个星期日的上午，被打士兵以及与此事有关的人员被召集到巴顿司令部。巴顿首先为自己的冲动行动表示了歉意，并同与会者一一握手。然后他婉转地解释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的一个朋友在前线打仗，因怕死而开了小差，后来后悔自杀了，“如果当时有人粗暴地对待他，打他几个耳光使他清醒，他是可能得救的”。在场的人都对巴顿表示了谅解。事后，巴顿致信艾森豪威尔，表示悔改之意，他写道：“你对我有知遇之恩，本应为你赴汤蹈火，然而却给你惹来了麻烦，我万分悔恨、内疚和痛苦。”但他声称对那两个士兵“绝无苛刻或残忍之意”，他的目的仅仅是“设法使他们重新认识作为男子汉和军人的职责”。他再次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那位朋友的自杀事件为自己辩解，认为自己是为了“拯救一个不朽的灵魂”而“不适当地使用了这种疗法”。

　　无疑，巴顿说的是真心话。但他的坦率辩解却把艾森豪威尔置于极为窘迫的境地。如果按照某些人的要求去做，巴顿很可能被送上军事法庭，受到降职处分以至失去继续参战的机会。但艾森豪威尔清醒地看到，巴顿的行为虽然是残酷而不公正的，应该给以处分，但是，巴顿已经用事实说明自己是迄今为止盟军中最出色的地面战斗指挥官。而目前，他手头用得上的美军将领寥寥无几。所以，艾森豪威尔决心要保护巴顿，他认为，这符合盟军的最高利益，也可以留给巴顿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这一决定充分显示了艾森豪威尔卓越的远见和睿智。

　　在公开道歉后的几个星期里，巴顿在巴勒莫王宫的官邸中闭门不出，他认为，对于一个胜利者和忏悔者来说，这是一个既适应又谨慎的做法。直至9月初，他才在接待美国红十字会主席诺曼·H·戴维斯的访问中公开露面。他笔直地站在讲台前，不无戏滤地对与会的官兵们说：“我想我还是立在这里，让大家看一看，我是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个三八蛋！”官兵们向他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气氛十分融洽。

　　事情到此似乎已经结束了。但11月21日，随军记者德鲁·皮尔逊违反诺言，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中披露了这一事件。由于他断章取义地利用间接得来的材料，并加以夸张，很快便在美国社会和政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各界人士纷纷给国会写信，要求国会对这一事件进行彻底调查，把巴顿赶出军队，并谴责艾森豪威尔等人袒护巴顿的“罪行”。但是，美国陆军最高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他们对巴顿所犯的错误表示遗憾和愤怒，认为必须使他接受这一教训，改过自新。但同时，他们决心使巴顿继续参加战争，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陆军部长史汀生是巴顿的老战友，他指出，对这一事件的处理要做“严肃的军事考虑”，并明确地说，保留巴顿的高级指挥职务是“符合战争的最高利益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不仅支持史汀生的主张，而且赞成把巴顿的永久军衔晋升为准将（巴顿的永久军衔原为上校），并竭力为他辩护。对巴顿命运最关切的还是艾森豪威尔，因为他是巴顿的顶头上司，而巴顿则是他不可多得的猛将，他利用各种方式和场合来做挽救巴顿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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