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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六

　　在此期间，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打算在不违反法律的原则下，任命布莱德雷充当他的“首席军事顾问”。他作出这样的决定，可能是因为布莱德雷没有介入海军和空军之间的争论，可以充当不偏不倚的仲裁人。但布莱德雷经慎重考虑后，婉言谢绝了这一职务，福雷斯特尔也没再提此事。然而，许多人都认为，美国应当有一个正式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的前途已经隐隐约约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1949年3月，正当军种间为预算分配争论不休时，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持官”的艾森豪威尔病倒了。当时马歇尔已退出现役，接替艾奇逊任国务卿去了。为了应付海军和空军的挑战，杜鲁门决定启用路易斯·约翰逊担任国防部长。这时的福雷斯特尔已失去杜鲁门的信任，情绪低落，几乎精神失常。就在艾森豪威尔病倒后一周，3月28日在五角大楼举行了交接仪式，约翰逊出任国防部长。4月2日，福雷斯特尔就住进了马里兰州海军医院的精神病房。5月22日上午，他爬到第16层楼的窗口，坠楼身亡。

　　1949年春，国会颁布的几项法律，对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作了修改，其主要内容是把国家军事机构改为国防部，正式设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和平时期任期为2年，称职者可连任两届，并以投票选举方式产生。

　　艾森豪威尔当然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最理想人选，但他断然拒绝了。他向约翰逊推荐了布莱德雷。1949年8月12日，杜鲁门把约翰逊和布莱德雷召到白宫，宣布了布莱德雷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命令，参议院立即批准了这项任命。8月16日上午9时，布莱德雷在约翰逊的办公室宣誓就职。陆军参谋长由柯林斯接任。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有4人：布莱德雷、登菲尔德、范登堡和柯林斯，但主席没有投票权。

　　就在这时，“北约”决定成立由成员国的参谋长组成的“北约”军事委员会，布莱德雷任主席，定期开会讨论战略问题；在该军事委员会内部，又设立一个由美、英、法代表组成的常设委员会，机构设在华盛顿，仍由布莱德雷任主席，每周开一次会，根据北约的军事战略，负责处理日常事务。这样一来，他的办公室成了研究军事问题和制订作战计划的中心，一时“高朋满座，宾客盈门”。

　　6月，海军又开始闹事，闹事头子是阿瑟·W·雷德福，许多海军将校军官支持他。他们泄露内部文件，发表公开的叛乱性声明，攻击约翰逊裁减预算，攻击空军及其B－36型轰炸机，攻击核报复战略。海军掀起了一场长达5个月之久的大纷争，这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叛乱”行为。闹得满城风雨，一片混乱。

　　国会为此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空军的赛明顿和范登堡逐条批驳了雷德福的观点。10月19日，布莱德雷用坦率有力的证词，义正词严地驳斥了海军的责难，并点出海军闹事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反对军队实行统一指挥和统一计划，击中了海军的要害。那些认为他是“态度随和的密苏里教师”或“华盛顿最正直的和事佬”的人，无不为之一惊。有的记者认为布莱德雷的地位因此会发发可危，但布莱德雷得到了艾森豪威尔等权势人物及公众舆论的支持，其地位依然稳如泰山。海军闹事的结果是登菲尔德葬送了自己的前程。10月27日，杜鲁门宣布免去登菲尔德的海军作战部长职务，随后他自己申请退休，被海军部长马修斯立即批准。福雷斯特·P·谢尔曼接替登菲尔德出任海军作战部长，他接受了建立统一武装部队的结论。后来，他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中也深受欢迎。1951年8月谢尔曼死于心脏病。

　　大约在布莱德雷就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两星期之后，1949年8月29日，苏联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从而结束了美国刚保持4年的核垄断地位。此事在美国上下引起了剧烈的震动，他们曾估计苏联爆炸原子弹的日期要在1953年中期。

　　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取得节节胜利。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核心是马歇尔计划，即美国向蒋介石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国会从对华经援款项中拨出约1／4的经费共1．25亿美元，作为军援款项。参谋长联席会议把以戴维·G·巴尔陆军上将为团长的驻中国军事顾问团增加到1000人左右，以监督武器装备分配方案的实施。

　　结果，以巴尔为首的军事顾问团还来不及左右中国的形势，甚至连武器装备都来不及分配，蒋介石的部队就土崩瓦解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布成立。12月，国民党继一系列可耻的失败和众叛亲离之后，率残兵败将逃到了台湾。

　　布莱德雷在中国的辽沈战役一结束就意识到国民党政府的败局已定，美国“挽救”中国的愿望已经化为泡影。最后，美国只得撤回其军事顾问团。

　　这正是：国际风云多变幻，国内军界争不休；升任要职担不轻，棘手事情接踵至。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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