骁勇善战-崔可夫(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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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汉语的学习，占去了崔可夫大量时间。为了掌握好汉字的准确发音，记住各式各样的方块字，崔可夫广辟蹊径，强化训练，细心研究中国文字的特点，摸索汉语学习的规律。他对中国丰富多彩的风俗习惯和古老的文明历史有浓厚的兴趣。课余时间，他找曾去过中国的同学攀谈，并经常前往纳里曼诺夫东方大学，参加有中国留学生参加的集会，与中国留学生一起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与命运及当前中国的时局。但是，没有感性认识的崔可夫，对中国的历史和人民无法有十分切实、真切的理解，对中国革命的过去、未来也是似懂非懂。中国革命的风暴将往何处去？中国人民将怎样脱离苦。海？领导中国人民走向光明的领导者将是谁？军阀丛生的中国将何时得以统一？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强烈地吸引着崔可夫。　　1926年，崔可夫终于实现了他一直梦寐以求的梦想，来到梦萦已久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国大地。他是作为一名实习生，充当外交随员，跟随老布尔什维克罗日科前往中国的。这是崔可夫一生中数次赴华经历的第一次，为此，他感到特别的惊喜和新奇。他们乘坐特快列车，经过连续7个昼夜的长途跋涉，穿过广阔的西伯利亚，奔赴中国东北边境。进入中国境内后，崔可夫发现，这里的地形、地貌与苏俄大地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但是，对崔可夫来说，一切仍是陌生的。一路上，崔可夫怀着好奇的心情，细心观察着这块曾被西方世界描绘为吸毒、堕落、饥荒的土地。在这里，崔可夫见到了昔日的俄国军官和白匪军，他们仇视苏维埃国家，崔可夫无时无刻都能感受到他们充满敌意的眼光。　　素有东方莫斯科之称的哈尔滨到了，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在车站热情迎接崔可夫一行。哈尔滨作为中国东北的商业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此时正处在奉系大军阀张作霖的控制之下，这里聚集了俄军、沙俄时代的贵族，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外币贩卖、毒品和武器走私等随处可见，官场腐败，官员道德沦丧、贪赃枉法，而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却承受着来自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多重压迫，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崔可夫初识旧中国，仿佛回到了昔日的童年。中国劳苦大众生活的艰辛与痛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一行在哈尔滨逗留5天后，继续甫行至长春。在长春火车站由中长铁路转南满铁路至旅顺港，然后又由旅顺赴大连。在这里，崔可夫感到日本密探密布，他们的间谍人员工作方法独特，与西方间谍机关采用的方法大相径庭。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行动，对崔可夫等公然监视，有时候甚至以借火吸烟为名直接刺探他们。　　到旅顺后，崔可夫一行取道海路，乘客轮经辽东半岛至塘沽港，接着弃船登岸，由天津赶到北京。一路上，崔可夫深深感到日本在中国有很大的势力，对中国的政局、民众的生活有一定的影响。但崔可夫的心里也存有大国沙文主义的狂热情绪，途经旅顺港时，他竟要去拜谒“在保卫旅顺的战斗中阵亡的”俄国英雄纪念碑。却不想想自己的同胞是怎样在中国的土地上践踏中国人民的尊严的。崔可夫头脑中的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一直阴魂不散，这也正是他的局限所在。　　1926年的中国，革命形势喜人。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发动了北伐战争，北伐军很快由广东攻入两湖、江西、安徽等省，革命的红旗差不多染红了大半个中国。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在北伐军的猛烈打击下，节节败退，北伐战争取得了空前的战果。湘鄂豫的工农群众运动也如火如茶，蓬勃发展。　　正当南方的革命形势风起云涌之际，北京的形势则动荡不安。各派军阀明争暗斗，大肆抢占地盘。吴佩孚虽然在湖南、湖北连连受挫，但依仗英、法、美的扶持仍在作垂死挣扎，不过势力已大大削弱；奉系军阀张作霖借日本之威，趁机扩大影响，在北京称霸一时。北京老百姓在夹缝中求生，生活十分艰苦。崔可夫身处黑暗与光明交织在一起的中国，才真正体会到，中国民众要脱离苦海，唯有革命一途。此行使崔可夫增长了不少知识，对中国的了解也更真切、更深入了。　　1927年秋天，崔可夫正式结束了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东方系的学习，奉命第二次前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第二次来中国，崔可夫没有了初次来中国时的惶恐，但是，崔可夫知道，要做好中国军事顾问工作，必须先了解中国，因此，在中国广阔的地域作了多次旅行。他到过京津各地，去过四川省，走遍了几乎整个华北和华南，经过两年艰苦锤炼，崔可夫对中国的了解更全面了，他的汉语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能够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了。在中国担任军事顾问期间，崔可夫对中国革命有了比较直接的了解，崔可夫认为，共产党的队伍与国民党军队不同，它不从属于任何指挥官，他们有推翻旧制度的热望、勇敢和坚毅，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中国革命的未来就靠他们了。　　1929年，中东铁路事件爆发，崔可夫奉召回国。　　中东铁路是由沙俄与中国清朝政府共同修建的。1924年5月，苏俄政府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提出除该路本身营业事务直辖该路外，所有关于中国国家及地方主权的一切事务均由中国官府办理，苏联政府同意中国赎回铁路。1929年东北易帜后，蒋介石为了削弱张学良的势力，竭力煽动张学良与苏联发生冲突，以便坐收渔人之利。　　从1929年上半年开始，中苏双方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出现纠纷，7月13日，苏联外交当局强烈抗议中国挑起事端，并宣布同华断交，召回驻华大使、领事及其他人员，崔可夫也受命取道日本回国。　　由于中苏双方互不相让，都在边界地区调兵遣将，8月15日，张学良发表对苏作战动员令，决定出兵6万，分东、西两路抗击苏军。苏联方面也毫不示弱。8月6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组建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的命令，任命曾在1924—1927年担任孙中山顾问的布柳赫尔（即加仑将军）为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员，14日，苏联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张学良在蒋介石的煽动下，对苏持强硬态度，表示要对俄国过去在满洲的种种不义行径进行报复。　　南京政府和东北当局的做法令苏联十分恼怒。远东特别集团军奉命以武力解决中东铁路问题。这样，中俄边界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开始了。　　1929年8月，崔可夫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威）后，马上赶到红军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部驻地——伯力，在该集团军参谋部从事情报的收集、整理工作，直接对布柳赫尔负责。　　10月10日开始，中苏双方在黑龙江和松花江的汇合处——同江、富锦地区激战，东北军失利。　　11月17日，苏军又在黑龙江省东部的密山地区以及黑龙江省西部的满洲里、海拉尔地区发起猛攻，均取得胜利。　　战斗正炽，崔可夫彼布柳赫尔派到东线，在那里，罗索科夫斯基的库班旅正与东北军激战。在这里，崔可夫大开眼界，第一次看到步兵坦克协同作战所具有的无穷威力。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未来的战斗中，他将指挥庞大的钢铁堡垒和步兵在苏德战场与法西斯分子搏斗。敌我力量悬殊，张学良的部队战术落后，武器装备也远远不如苏军，平时部队的训练也比较差，因此战斗一打响，东北军在苏军坦克的冲击下就败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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