骁勇善战-崔可夫(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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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斯大林稍停片刻，走到崔可夫跟前，继续说：“不要以为，法国溃败后，西方的妥协者会退出舞台。即或是在英国人民最困难的时刻，对侵略者持绥靖态度的人还往返于柏林和伦敦之间，只要希特勒德国掉转枪口进攻苏联，他们随时都准备作出新的让步。”斯大林当时对中国共产党还是有一定偏见的，他接着对崔可夫谈到：“一些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如果日本人粉碎了蒋介石的力量，那么中国共产党人便能左右国内局势并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他们大错特错了。蒋介石一旦感到有丧失政权的危险或者我国和西方大国拒绝援助他时，那时他立即就会效法汪精卫，寻找同日本军国主义妥协的途径。　　那时，他们会合力对付中国共产党，而中国红军将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 　　崔可夫同志，您的任务是：不仅要帮助蒋介石及其将领们学会使用我们的武器，而且要使蒋介石树立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有了必胜的信心，蒋介石就不会同侵略者妥协，因为他害怕失去美国和英国的支持，害怕丢掉存入英美银行的资本……崔可夫同志，您和所有驻华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斯大林向崔可夫交待完任务后，要求崔可夫必须严守秘密，不得泄露谈话的内容。并指示崔可夫尽快准备。赴中国就任时，为工作方便起见，先担任驻中国使馆的武官，以全面了解情况，待熟悉情况后，再担任苏联军事使团团长，充任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　　为了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情以及苏联对华政策基本准则等方面的情况，崔可夫利用赴任前的间隙，到各大机关、各人民委员部，特别是外交委员部查阅了大量的文件和原始材料，对中国的民情、政情、军情有了初步的了解。　　崔可夫从查阅的材料和以前在中国的经历中体会到，在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对中国人民的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人民备受压迫而思想保守，只有一部分人已开始觉醒。在政界，政治局势混乱，国民党内派系斗争严重，他们既相互依赖又互相牵制。蒋介石是一个极不可靠的人，他很可能在一定时候毫不犹豫地出卖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他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只是迫于形势，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是貌合神离。崔可夫对中国共产党也怀有诸种误解，这种误解使他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侵略的信心深感不足。崔可夫正是怀着这样复杂的心情，带着15名军事顾问和军事专家于1942年12月离开妻子和病中的女儿，从莫斯科乘火车到阿拉木图，然后乘飞机经新疆石河子到兰州。作为见面礼，崔可夫携带了给蒋介石政府的150架战斗机、100架快速轰炸机、近300门火炮、500辆吉斯-5型汽车及相应的装备、配件的援助清单。　　在兰州，崔可夫受到了中国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将军的热情欢迎。　　蒋介石为了摸清苏联政府的态度和意图，指示朱绍良将军以雾锁重庆，飞机不宜降落为名，让崔可夫一行滞留兰州。崔可夫在兰州的几天里，虽有朱绍良的盛情款待，但因公务在身，心情十分焦虑。他派出数人了解原因。经查，并非天气因素不能飞行，而是另有他因。崔可夫获悉这一情况后，即刻来到朱绍良将军的住地，质问朱绍良：“就一切情况判断，影响代表团起飞的不是天气，而是另有原因。”接着，崔可夫又得到领事馆密报，说蒋介石正在共产党控制的特区附近进行可疑的军事调动，很可能是在准备发动一场新的内战。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情报，崔可夫与苏联驻中国的军事顾问立即取得了联系，但未能得到证实。崔可夫也天真地以为，蒋介石在这个节骨眼上，不会围攻特区，因为前方战局对蒋介石尤为不利，如果再抽出兵力围攻特区，与日军作战的难度将更大，不仅物资供应更加困难，兵力也会捉襟见肘。特别是苏联军事代表团正好赴华，这个代表团带来了巨额的军事援助清单，如果蒋介石打内战，这块到嘴的肥肉就会失去，蒋介石能冒这个险吗？　　为了掩盖国民党军队的意图，蒋介石匆忙派出一架三座位单引擎飞机将崔可夫及其助手接到重庆。　　崔可夫下飞机后，就匆匆赶到苏驻华大使馆，与苏联驻中国大使潘友新进行了会晤。潘友新与崔可夫一样，也是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学员，比崔可夫要小几岁。两人在异国他乡再度重逢，倍感亲切。潘友新是位精力旺盛、办事老练、洞察力很强的人，他对中国的民情有很深的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再次赴华，成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大使。）随后，崔可夫来到武官处，与武官处的工作人员见了面。罗申上校受命担任崔可夫的副手，安德列耶夫充任翻译。罗申上校精明能干、办事果断，是一个中国通，与英国人、美国人也建立了可靠的联系。后来，他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驻华武官。安德列耶夫精通汉语，通晓英语，擅长与中国官员及各界进步人士建立广泛的联系。崔可夫为自己得到这样两员干将而高兴。　　当天晚上，也就是1941年元旦的晚上，蒋介石邀请崔可夫参加了为各国顾问专门举行的新年宴会。宴席间，蒋介石与崔可夫进行了短暂的礼节性会晤。会晤中，蒋介石不失时机地旁敲侧击，极力想从崔可夫口中弄清楚：苏联将给些什么援助？怎样才能尽快得到这些援助？这些援助有没有分流到共产党那一边？苏联对国际局势的估计又是怎样的？赴宴前，崔可夫曾就这些敏感问题作了些准备，面对蒋介石时而委婉、对而单刀直入的询问，崔可夫避实就虚，极力回避苏联西部边境的紧张局势，尽量把话题的焦点放在西欧，特别是英国没有解决的难题上。　　崔可夫指出，苏联政府现在和将来都将奉行和平政策，苏联政府将竭尽全力避免卷入任何方面的战争，苏联对德国也满怀和平愿望，但是，如果希特勒侵略苏联的话，苏联将给以坚决的回击。崔可夫在分析法国、英国军队很快失利的原因时指出：“如果不绕过荷兰而从那里发动突然进攻，如果在阿登，当希特勒的坦克师团拉成一条线的时候，法国和英国的空军就给以狠狠打击的话，那么，战争可能在几天内就结束了，而且结果也会完全不同。”蒋介石说：“今天，世界上有三股力量没有卷入战争，即苏联、美国和某种程度上的中国。中国可以抗战。未来取决于它们和它们的行动。换言之，三个人物将决定世界的命运。日本不可能战胜中国，中国根本不可能战败。　　战争对中国只不过是生病。而一切病都会好的……”崔可夫对蒋介石的逻辑不能苟同，他生硬地反驳道：“但是，疾病会导致死亡。”“不，我们不认为疾病会导致死亡。死亡并不是疾病。没有病也会死。”蒋介石有点生气地看着面前这位中年人。　　崔可夫心里暗想，这个以上海小经纪人发家的政客的确来者不善。在中国，他本人就是暴力，也只有暴力才能摧垮他。不是用阴谋手段，不是用冒险的途径，不是用更迭政府的办法，而是用人民愤怒的波涛才能摧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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