骁勇善战-崔可夫(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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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此外，崔可夫还与法国维希政府的驻华武官冯伊上校建立了信任关系，从冯伊上校处，崔可夫可以分享他通过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那里得来的各种情报。冯伊上校所提供的1941年春关于印度支那的一些情报，对引起崔可夫关注南方局势特别是印度支那的局势起了很大作用。冯伊上校告诉崔可夫，日军正在法属印度支那四处渗透，已占领了昔日法国殖民地的大部分省份，建立了军事基地、机场，并向那里运送了大批武器。冯伊所提供的情报为崔可夫准确判明日军企图发挥了颇大的作用，对于促成苏联政府签订《苏日中立条约》，避免两线作战有直接影响。　　崔可夫与国民党官员接触时总是迎合中国官场中的老传统。他与国民党军事领导人接触时十分小心，认为“他们容不得批评，甚至是最合理的批评”。　　每当国民党将领制定出一个军事计划时，即或是漏洞百出，崔可夫为不给自己树敌，从不在公开场合指出来，而是满口称赞，称之为“天才的、无与伦比的设想”。当然，崔可夫也有他的补救措施，常常以所谓说明的方式对计划予以补充，为了与国民党将领合作成功，崔可夫要求他的部下们也遵循这些原则。　　崔可夫就任蒋介石总军事顾问期间，制定过不少军事计划，但这些计划往往难以得到蒋介石的欣赏，只有部分意见为蒋介石所吸取。1941年5月，日军在经过精心准备后，对山西南部发动了进攻，崔可夫提出，应组织第一、第二和第八战区军队的协调行动，共同抗敌。但蒋介石因担心削弱围困陕甘宁边区的兵力，没有采纳崔可夫的建议，第二、第八战区均无作为，结果山西西南部的国民党部队被击溃，日军威逼黄河、洛阳，西安有陷入敌手的危险，第一战区将很可能全军覆灭，第五战区的左翼受威胁，整个中南地区亦有陷入敌手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方采纳了崔可夫加强黄河南岸的防御，将汤恩伯部调到洛阳的建议，稳住了战线。　　进入1941年夏天，崔可夫率总军事顾问处的工作人员协助国防部开始准备宜昌战役的作战计划，目的是粉碎驻守在宜昌—荆门—荆州三角地带的敌军，占领宜昌市并把第五战区和第六战区的几个军开到直通汉口的地带；第三、第九战区的部队开赴长江岸边，切断敌人的主要交通线。为了切实制订好这份计划，崔可夫带着他的助手和翻译深入前线巡视了3个星期，实地了解地形、部队等情况，随后回到重庆，向何应钦汇报了有关情况后指出：沿长江通往重庆的防御十分坚固，日军无法从陆上威胁重庆。第六战区陈诚的部队完全可以转入进攻，并具体阐述了进攻的战术。后来何应钦又将崔可夫的报告转呈蒋介石，蒋介石颇为欣赏这一报告，这一报告后来在策应第二次长沙战役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1941年9月，日军为再次打击中国第九战区的主力，解除其对武汉的威胁，调集4个师又4个支队的兵力与第一、第三飞行团和海军第一分遣支舰队协同，由岳阳以南向长沙地区发动了第二次进攻，崔可夫和他的顾问团拟制了反击计划，对粉碎日军的进攻也起了一定作用。　　进入1941年夏天，希特勒入侵苏联的迹象已日益明显了，苏联政府面临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下一步将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何方？会不会在苏联的远东挑起战争？苏联能不能避免两线作战？为了弄清这一生死攸关的重要问题，苏联政府指示崔可夫和驻华大使潘友新，迅速探明日本下一阶段将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哪里？　　崔可夫和潘友新接到政府指示后，立即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在这凤紧云骤的紧要关头，带着各式各样目的的情报纷至沓来：日军在中国东北地区把汽车涂上一种特别颜色，进行进攻苏联的伪装准备；日军正从中国华北经大连调往满洲；大批技术装备，其中包括坦克正调往汉城等等。形形色色的情报似乎在论证一点，日军正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扑向苏联远东。　　但是，崔可夫从更广泛的视野考察了1941年夏以来的形势，认为：就德、日、意三国订立的《反共产国际协定》看，日本很可能与同盟国协同进攻苏联，而且，日本也作过进攻苏联的准备。日军占领中国东北以后，就以满洲—朝鲜为跳板，准备侵入苏联远东。它们在靠近苏联边境的地带设有18个防区，1939—1940年，关东军的数量也由9个步兵师增加到12个步兵师，兵力达35万人，1941年，关东军总部又在扩大师的编制并用新式武器装备部队，而且满洲国和内蒙古傀儡政府的军队也在不断增加。因此，不排除日本与德国同时或者在德国侵苏有利的条件下侵入苏联远东的可能。　　但是，综合分析各种情报，崔可夫则倾向于日军南进的可能性大于北进的判断。因为日本没有足够的铁、煤、石油、锡以及诸如此类的原料和战略资源，它要想打大战，又离不开这些东西，这样、日本很可能在对手主力被牵制的有利时机，攻击资源丰富而又防御薄弱的地区。苏联远东有丰富的物产资源，的确令日本军国主义者垂涎，但是，日军在张鼓峰、诺门罕挑衅的失败，使日本政府不敢轻举妄动；而东南亚地区因法国败降，防御空虚，日本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印度支那北部，并使其在南方的海、空军基地逐渐扩大，加上1938年占领的广州、海南岛、海防港等，日军在东南亚下手的时机日益成熟了。　　中国方面向崔可夫提供了大量很有价值的情报，参谋总部情报部部长杨轩成将军多次向崔可夫明确指出：关于关东军准备进攻苏联的所有议论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日本由于陷足中国，耽误了夺取南方的战略资源，而没有这些资源，日本就不能认为自己作好了同比中国更强大的国家进行大战的准备。而且从孤立中国的目标出发，日本更可能将兵力投入南方，以切断英、美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从兵种的分配和兵力的分布情况看，日本南进的企图到1941年年中已日趋明显了。日本苦心经营，发展了一支强大的海军，这支巨大的海军如不投入南方，那就只能是搁浅的巨龙，无法发挥作用。种种迹象表明，日军在渲染北进时正悄悄地准备发起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动作——向南攻击。1941年3月的事件也证实了这一点。　　1941年3月，一架载有一名日本海军将领的飞机在飞越广东上空时失事，日本海军将领及其携带的全部文件均落入游击队之手。崔可夫很快从国民党参谋总部获悉了这一情况，并得知缴获的文件具有重大价值。　　崔可夫当即决定，以军事总顾问的身份向蒋介石索要这一文件。蒋介石告诉他，这些文件尚未送到他手中，还在途中，何时送到也不知道。正当此时，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经满洲去德国，准备在莫斯科逗留，和苏联领导人就两国相互关系问题进行重要谈判，为了使莫斯科方面在与松冈洋右外相会谈时能了解真相，崔可夫将这一情况致电莫斯科，莫斯科方面要求崔可夫：尽快搞到文件，并火速送往莫斯科。为了赶在松冈洋右到达莫斯科前得到这一文件，莫斯科方面特派出专机到兰州待命，随时运送这一文件。　　经多方努力，崔可夫很快将这一文件弄到手。崔可夫发现，该文件的确具有重大价值，日本准备以海防、海南岛为军事据点，作为南进基地，从而从日本的正式文件中证实了日本南进的企图。崔可夫复制完后，立即把它和自己关于日军下一步行动方向将转向南方的预测一起发往兰州，然后从兰州用专机送到莫斯科。崔可夫的这一情报，对苏联领导人确立苏日关系起了重要作用。1941年4月13日，在希特勒准备进攻苏联的时候签署了苏日中立条约，稳住了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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