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韧不拔-戴高乐(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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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英国呢？在2月20日，就是许士尼格在伯希特斯加登屈服后的一个星期，张伯伦在下院发表演说称，“在伯希特斯加登所发生的，只才过是两位政治家商定了改善他们两国之间关系的某些措施……很难认为，一个国家已为另一个国家的利益而放弃了它的独立，”甚至当英国政府闹清希特勒的军队正源源不断地开入奥地利的时候，也只是发表了一个不痛不痒的“强烈抗议”。　　希特勒侵占奥地利后，大肆鼓吹他的“大胆的领导才能”，强调只有他一人才能作出军事上和外交政策方面的决定，陆军的作用仅仅是提供武力或者武力威胁而已；希特勒在强行占领莱茵兰和武装吞并奥地利之后，胃口越来越大，立即转向他的下一个目标——捷克斯洛伐克，着手实施他的“绿色方案”，欲知希特勒在侵占捷克时，戴高乐的祖国法国和它的盟国英国采取什么态度，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章　达拉第其人　　政治好客达拉第，主持国防不尽力；　　纵容纳粹行侵略，祸国殃民民愤激。　　在希特勒占领莱茵兰和吞并奥地利之后，胃口越来越大，他的下一个征服目标直指捷克斯洛伐克。面对着法西斯德国咄咄逼人的侵略，戴高乐和他的朋友们心急如焚，但百般呼吁无效。当时法国政局不稳，政府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法兰西正每况愈下，实际上法国不再是强国，甚至也不再想成为强国了：凡尔赛政策已经破产了：罗迦诺只剩下不愉快的和很渺茫的记忆：法国在一切外交事务中以热中搞绥靖的英国的马首是瞻。结果人民阵线失去了法国共产党的支持，一年之后完全销声匿迹了。　　戴高乐终于得到了一个向荣翁·勃鲁姆述谈他在军事问题上见解的机会。勃鲁姆是法国社会党右翼领袖，1936年至1938年春天，曾两度依靠人民阵线组阁；但他公开违反人民阵线纲领，采取纵容法西斯国家侵略的不干涉政策。这位社会党总理，采纳了和他有多年之交的梅耶上校的建议，召见了戴高乐。关于勃鲁姆和戴高乐两人的会见及其各自的印象，双方在回忆录中都作了记述。勃鲁姆写道：“我看到一个神态自若。举止从容的人走了进来。他的身长、宽度、体格都像个巨人。他就这样出现在我面前，平静地看着我，用慢条斯理、抑扬顿挫的语调和我谈话。他的一切都表明，在同一时间内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思想、一项计划、种信念；为了不分散精力，他必须专心致志，全神贯注。他也许不能设想，他的信念竟会得不到别人完全赞同。他一点儿也不像富有灵感的发明家那样陶醉于自己的想象之中。他既没有荒诞离奇的幻想，也没有虚无缥缈的错觉，倒是颇为清醒；他并没有丝毫泄气甚至感到疲倦的样子，毫无疑问，他决心沿着近两年来他坚持不渝的道路走下去，因为他生来就具有不屈服和不妥协的素质。” 　　但是，在戴高乐笔下，却对这位政治家表示了极大的蔑视。在谈话中，戴高乐反复申述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如果德国占领奥地利后，又侵占捷克斯洛伐克或波兰，法国就应占领鲁尔区，这使那位社会党领袖大为震惊，他还指出，如果德军突破法军的防线，法国在军事上必将一败涂地，这一预言又使勃鲁姆大为扫兴。勃鲁姆争辩说，他正在提议大幅度地增加军事拨款，其中大部分将用于制造坦克和飞机。戴高乐反驳说，你计划制造的坦克和飞机的型号都是陈旧的，不适用的。谈到这里，勃鲁姆说，“至于如何使用政府拨给陆军部的军费，那是达拉第先生和甘默林将军的事了，”戴高乐回答道：“一点也不错，但必须承认，国防是政府的职责，作为总理是责无旁贷的。”戴高乐接着写道，在他们谈话的过程中，电话铃响了十几次，总理抱怨说，他甚至很难有五分钟时间来集中精力考虑一个问题。事实上，尽管勃鲁姆对这次谈话印象深刻，但他对这位“古怪人物”的见解却满腹狐疑，到头来还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这次谈话不久，勃鲁姆就下台了，接着上台的是爱德华？达拉第。达拉第是激进社会党的领袖。1919年起任众议员。　　1924年起历任法兰西政府的殖民、公共工程、外交、国防等部的部长。1933年至1934年曾两度担任法国总理，1935年参加法国人民阵线。在第三次担任总理时，日益采取反共立场，执行纵容法西斯德国侵略的绥靖政策。在法国历史上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　　爱德华·达拉第在1938年4月组成的政府，经历了整个慕尼黑时期、波兰的覆灭，一直持续到1940年3月，亦即法兰西斯战役前的几个星期。达拉第在任总理的整个过程中，一直保留着他从1936年6月以来担任的国防部长和陆军部长的职务，因此，对于法国在战前那几年中采取的路线，他比其他任何法国人所负的政治责任都大。他的政治绰号是“沃克吕兹公牛”，但是，尽管他的体格健壮，而且常常有些粗暴的举动，但在气质上他并不是公牛，而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　　达拉第出身于面包师之家，那是一个外省的小资产阶级家庭。　　自幼刻苦好学，才华横溢，且又受过高等教育，他在历史和古典文学方面获得过出色的学位，在进入政界前是一个大学教授。一位法国专家说，“达拉第的才能、勤奋、廉洁和敏锐的政治嗅觉，是他在政治上飞黄腾达的基础。在1924年到1940年之间，他只有一次失去部长职务。但是，他在1934年到1936年之间失去部长职务，是他倒霉的第二次短时间出任总理的结果。这也表明他致命的弱点：在紧要关头，他不敢作出强硬的决定，而总是让别人把权力接过去。” 　　达拉第在社交和工作方面喜欢独处幽居，这或许是他的另一个缺陷。他的妻子死于1932年，之后，他没有再娶，而是与他的姐姐和他的两个儿子住在一套不大的公寓里，很少参加娱乐活动。在社会生活中，他似乎有许多熟人，但知己却寥寥无几。他虽然长期担任政府高级职务，但这并没有帮助他开拓对于国际问题的视野。他是个法国“本土主义者”。他不喜欢凡尔赛和约，因为这个和约，使法国与东欧搅在一起。　　尽管达拉第和甘默林各自作为陆军部长和参谋长曾有很长时期的交往，但他们并不是亲密的合作者。甘默林只有通过特别的约会才能见到他。常常要在接待室等候，而且，就是进入达拉第办公室以后，他的谈话也经常被电话和来访的政治家打断，达拉第的军事办公室主任布雷将军与甘默林合不来，所以甘默林见到达拉第的机会愈来愈少，有时候要相隔整整一个月才能见到。　　社会党人同意支持达拉第政府（这样就可以保持人民阵线的门面），但是拒绝参加这个政府。于是，达拉第便转向“中右”党派。他让拉尚布尔和坎平齐留任空军部长和海军部长，乔治？庞纳接管了外交部。选择庞纳代替保罗一邦库尔是外交气候风向标的一次大摆动，也是导致慕尼黑会议的许多事件中的一个重大转折，总理同这两个人都很熟。在达拉第1933年的政府中，庞纳是财政部长，保罗一邦库尔是外交部长，而达拉第选择庞纳担任外交部长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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