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韧不拔-戴高乐(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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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对戴高乐来说，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他虽然信心十足，目光远大，富有胆略，但也意识到任重而道远。他要攀登一座座的险峰，要涉过一道道激流。他知道，敌人势盛力强，而且很快就可以利用业已沦陷的法国的官方机构，使它俯首听命，为之效劳。法国已经四分五裂，许多人毫无斗志。戴高乐此时还是无名之辈，实际上子然一身，既无部属又无组织，毫无威望可言。说实在的，除了他本人的意志和品格而外，他唯一的便利条件，就是英国首相丘吉尔愿给他所代表的法国提供继续战斗的机会。　　经过反复考虑，戴高乐认为当时首要的工作是升起国旗，宣布奋斗目标，号召人民起来战斗。6月17日下午，戴高乐要求使用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发表讲话。丘吉尔慨然允诺。两人商定等贝当向德国人求和之后进行广播。当晚传来消息说，贝当已经要求停火。第二天，6月18日下午6时，戴高乐来到布什大厦的播音室，坐在麦克风前开始了他对法国的首次广播。那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事实上，从那时起，戴高乐就成了法国的战斗旗手，成了举世闻名的反法西斯英雄。他的讲话震撼人心，激励着法国人民进行战斗。广播全文如下：　　许多年来指挥法国武装力量的领袖们，已经成立了政府。这一政府断定我国军队失败，已经开始和敌人进行文涉，以便停止敌对行动。完全可以肯定，无论是在地面还是天空，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被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压倒。迫使我国军队撤退的是德国人的坦克、飞机和战术，而远远不是我们人数不足。正是德国的坦克、飞机和战术提供了突袭的因素，才使我国的领袖们落到现在这种不幸的境地。　　但这是最终的结局吗？我们是否必须放弃一切希望呢？我们的失败是否已成定局而无法挽救了呢？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不，决不！　　我是根据对于事实的充分了解在说话，我说法国的事业没有失败，我请求你们相信我。使我们失败的那些因素，终有一天会使我们转败为胜。　　因为，你们要记住，法国不是孤单的。它没有被孤立。在它的后面是一个广大的帝国，并且它还可以和大英帝国结成同盟：大英帝国控制着海洋，正在继续斗争。和英国一样，法国还能够毫无保留地利用美国的取之不尽的资源。　　这场战争并不局限于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法国之战没有决定斗争的结局。这是一场世界大战。错误是犯过的，曾经有过迟延和说不尽的苦难；但是，事实仍旧是，我们来日粉碎敌人所需要的每一件东西依然在世界上存在着。今天我们被机械化实力的无情力量击败了，但是我们还能瞩望未来，更加强大的机械化实力将给我们带来胜利。世界的命运还有待决定。　　我是戴高乐将军，我现在在伦敦，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上地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土地上的军火工厂的一切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取得联系。　　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国抵抗的火焰不能熄灭，也决不会熄灭。　　同一天，英国首相丘吉尔本人也发表了一个十分出名的讲演。他回顾了法兰西战役，预见不列颠战役即将开始，并且大声疾呼：“让我们承担起我们的责任，让我们英勇奋战。这样，如果不列颠帝国和英联邦存在1000年，人们仍然可以说：这是他们最光辉的时刻。” 　　戴高乐和丘吉尔两人的讲演曾使过去一代的听众和读者热血沸腾，情绪激昂。戴高乐广播完这篇讲话，他内心感到，他和波尔多政府和军队的关系已经结束了。他已经年近半百，又开始了冒险生涯，就像一个人被命运抛出来，失掉了一切依靠一样。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我开始进行这一史无前例的事业以后，我有责任首先确定，没有比我更有资格使法国和法兰西帝国回到斗争中去，当时停战协定还没有生效；虽然可能性不大，但我们还是渴望波尔多政府在最后的时刻会选择战斗的道路，我们必须加以鼓励和争取。这就是为什么我在17日下午刚一到伦敦，马上就打电报给彼尔多，表明我愿意继续效劳，在伦敦进行前一天开始的关于从美国运来战争物资问题、德国俘虏问题以及迁往北非的问题的谈判。” 　　波尔多对戴高乐的回答是一个命他马上回去的电文。为了争取魏刚，劝他继续抗战，6月20日戴高乐还给这位总司令发了一封信，请他来领导抵抗运动，希望这位将军离开法国本土，到海外继续战斗。后来得知，魏刚在投降过程中，已给自己安上了“国防部长”的头衔。戴高乐这封信几个星期之后又给退回来了。6月30日，所谓“法国大使馆”又转来了一项命令，叫戴高乐到图卢兹的圣米歇尔监狱去投降，交战争委员会审判。这个委员会起初判戴高乐一个月徒刑，后来由于魏刚的坚持，把戴高乐缺席判决了“死刑”。　　戴高乐虽然发表了广播讲话，但他所处的地位却非常虚弱。虽然他的讲话充满着激情，但听的人并不那么信服。他们怀疑一个不知名的新提拔的年轻准将能领导法国人民进行抗战，更怀疑他在国外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能建立一支强大的反法西斯武装。不过。他总算已经宣布了自己的奋斗目标，现在他要作出最后一次尝试，看看被他留在海峡彼岸的那些人心中是否尚存抵抗的星星之火，并试探一下海外的法国头面人物的态度，6月19日，他曾打电报给北非总司令兼摩洛哥总督诺盖将军，如果他拒绝投降，他戴高乐愿意在诺盖的麾下效劳。那天晚上，戴高乐又一次代表法国在广播中发出呼吁：“一切仍有武器在手的法国人，继续抗战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放下武器、撤离军事阵地，或同意把属于法国的任何一片领土交给敌人控制，都是对祖国的犯罪。” 　　6月24日，戴高乐又一次向诺盖将军发出呼吁，同时向地中海东部地区总司令密特奥塞将军和高级专员皮奥先主以及印度支那总督卡特鲁将军发出了类似的电报。电文内容是一样的，即戴高乐正在筹建一个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以协调所有抗战组织的行动，要求收电人参加这个委员会。过了三天，戴高乐发现法国驻突尼斯总督佩卢东的一次讲话，有抗命拒绝投降的迹象，便也给他发出了邀请参加拟议中的这个委员会的电报。但是所有这些人，没有一个人对戴高乐的呼吁作出反响。　　这些殖民地的总督们，认为戴高乐只不过“是一个野心勃勃、追名逐利、不久以前才被临时提升上来的准将”，他在官场中“唯一足以挂齿的经历只是在已经下野的雷诺内阁中担任过国防和陆军部次长而已”。同时不能忽视的是，在那些令人焦虑不安的日子里，只有少数人与戴高乐观点相同，认为政府一旦投降就丧失了一切权利，而大多数人对贝当政府的合法性并没有认真地提出过疑问。这些高级的旧官僚基于陈腐的等级观念和法统思想，确实感到自己有充分理由保持沉默。但是过了不久，这些人都服从了贝当和魏刚的号召，同意停战协定。唯有印度支那总督卡特鲁和索马里兰海岸军队的指挥官勒让蒂约姆将军坚持抵抗。但他们都被撤换了，他们的部下也没有怎么支持他们。　　这时，英国人也为振作法国的抵抗精神而努力，但与戴高乐一样毫无成效。6月25日，丘吉尔派遣新闻大臣达夫·库珀到拉巴特去，想和出走的前内阁大臣芒代尔取得联系，或许还想影响诺盖将军，使他能与在伦敦的法国人共命运，但是，诺盖不让他们和芒代尔接触，并且拒绝接见他们。英国驻北非的军事联络团团长狄龙将军也被要求离开阿尔及尔。如果说英国人曾经希望动员一个更有名气或更有代表性的法国人士来领导法国抗德事业的话，这种希望正在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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