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韧不拔-戴高乐(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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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危机中，戴高乐将军自始至终寸步不让，拒绝妥协，竟然无视自己地位的软弱，这使他在伦敦的代表们十分担心，他们在7月25日发给戴高乐将军的电报中抱怨说，他以法兰西帝国防务委员会的名义决策，却不与委员会的委员们充分磋商。他们恳请戴高乐不要真的和英国人闹翻了，那样会带来不可估量的危险。8月10日，他们又发了一份电报，明确表示对达尔朗愿意在北非和达喀尔给德国人提供基地一事可能引起的后果颇为担忧。他们认为，这将给自由法国造成新的困难。一旦和英国关系破裂，他们担心自由法国就将“面临末日”，拯救法国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就破灭了。　　然而，戴高乐却毫不为之所动。他坚信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目前的危机有利于和英国建立公平合理的关系，丘吉尔本人也会懂得这一点，戴高乐对于维希政府在非洲进一步向德国投降一事所产生的后果，也和他的代表们看法不同。他认为，其后果只会提高自由法国在国内和国际，特别是在美国人眼里的地位。他对部下说：“我们的伟大和力量，就在于在法国的权利问题上寸步不让。直到我们到了莱茵河国境，我们都需要这种不妥协精神。”结果戴高乐在中东问题上胜利了，英国作了让步。自由法国进入了叙利亚和黎巴嫩，使几千名维希官兵倒向自由法国，从而使戴高乐再建两个旅和一支装甲部队。　　中东问题刚刚平息之后，戴高乐又在其内部问题上遇到了棘手的米塞利埃事件。这位海军中将在法军中的级别比戴高乐将军要高，但到伦敦后却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成了戴高乐的下属，他对这一点一直心怀不满。而在戴高乐看来，米塞利埃只不过是到伦敦加入他的阵营的许多法国人中的一个，不比别人重要，却比别人讨厌。作为一名海军将领，米塞利埃已经证明他十分能干，自由法国那支小小的海军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已成了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当戴高乐提议成立的全国委员会进行分工时，让他掌管海军部无疑是最合适的了。但海军中将却另有打算。戴高乐认为此人的致命弱点在于他热中于搞阴谋诡计，而且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一些政治小团体的工具。这些小团体流亡国外后，继续搞旧政体的那套相互攻讦、相互利用的把戏。戴高乐认为，正是这种政体应对法国的溃败负主要责任。　　在米塞利埃同伙中，还有一位是安德烈·拉巴尔特，此人能言善辩，利欲熏心。戴高乐提议让他担任新闻委员。由于他是《自由法国》的主编，这种安排似乎也合情合理。但拉巴尔特与米塞利埃伉瀣一气，他们一起去见戴高乐，告诉将军他们拒绝他的建议。9月18日，海军中将给戴高乐写了一封信，建议设立一个“执行委员会”，由他自己——米塞利埃担任主席并兼管国防、商船和军备，而由拉巴尔待主管在法国本土及法兰西帝国开展的政治行动并兼管宣传，至于戴高乐将军，只是担任自由法国运动的名誉主席。米塞利埃料到将会发生冲突，除在委员会内部进行阴谋活动外，还向英国人求援。他说，英国政府既然当初对发起自由法国运动承担了义务，现在就不能对运动内部如此重大的发展不闻不问。9月20日，米塞利埃自以为有英国人的支持，就向戴高乐摊牌了，戴高乐对此阴谋活动，怒火中烧，毫不妥协。9月23日，他给这位法军中将写了一封信，指责他“令人不能容忍地滥用了职权”，并限令他在24小时之内回到轨道上来，否则，他将采取措施，使米塞利埃“无法起坏作用”，井把他搞臭。　　当天晚些时候，戴高乐将军向报界宣布全国委员会已经组成，名单将于第二天公布。晚上11时，丘吉尔、艾登与海军大臣亚历山大等，讨论了自由法国最近发生的这场风波。他们一致认为海军中将应以书面形式向戴高乐申述自己的情况，而且要写得使将军指责他有个人野心的说法站不住脚。在英国人的调停下，米塞利埃认了错，戴高乐也作了让步，当即任命米塞利埃为海军和商船委员，拉巴尔特什么也没有捞到。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戴高乐刚处理完米塞利埃的问题，又遇到了奥迪事件。这位法国空军将军，起初投靠戴高乐，后来又变了卦，1941年，54岁的奥迪在北非任职，他与维希当局越来越合不来。于是他前往华盛顿，在那里发表声明谴责维希政府，并宣布他愿力戴高乐将军效劳。在华盛顿的戴高乐宣传机构把他的声明大大宣传了一番。戴高乐亲自致电表示感谢。奥迪于1941年12月12日到达英国，立即被接到卡尔顿花园。　　自由法国的领袖在那里迎候他，可是，戴高乐将军的第一句话就使他大吃一惊，随之而来的是“幻灭”。戴高乐说：“我派你到布拉柴维尔去当我的非洲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奥迪不想在虚构的战场上当光杆司令。他发现自由法国这个组织浅陋、造作，充满了娱乐性行业和广告行业的味道，因此对它“十分厌恶”，但他努力克制自己，在那里呆了大约四个月时间，他第二次见到戴高乐时，曾为魏刚辩护。戴高乐冷冰冰地表示反对，说：“贝当元帅是卖国贼，我要枪毙他。魏刚将军是卖国贼，我要枪毙他。凡是叛徒都要枪毙！” 　　1942年2月3日，两人大吵大闹了一番，最后决裂了。奥迪说：“我简直不能相信，竟然有人想在法国人之间制造仇恨，罪犯为数并不多，我要求惩罚他们。”他请求与在北非的法国人建立联系。戴高乐以无可挽回的口气冷冷地回答说：“如果你是那样想的。你就回北非去吧，我将向你宣战。”奥迪满腔怒火，告诉英国政府，他的自尊心过去不容许他与维希共事，现在也同样不容许他与自由法国组织发生关系。　　这些难以驾驭的追随者们，虽然暂时分散了戴高乐的精力，但最使他伤脑筋的是和美国人的关系。罗斯福总统对戴高乐本人和他的自由法国，抱有一种本能的反感，罗斯福认为，戴高乐将军是一个暴发户，将来可能成为独裁者。直到珍珠港事件以前，实际上包括在那以后一段时间，罗斯福的对法政策是与维希政府保持亲善关系，希望以此抵制德国的影响。戴高乐派认为，这等于姑息养奸，自寻失败，尽管美国富裕强大，但毕竟离得太远，鞭长莫及，不能与占领法国的纳粹抗衡，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清楚了。不幸的是，罗斯福派驻维希的大使李海海军上将，与贝当元帅打交道时缺乏洞察力，贝当说戴高乐是法国的叛徒，李海从未对此提出过疑问，罗斯福驻北非的代表罗伯特？墨菲的汇报使罗斯福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看法。罗斯福对维希的政策和对戴高乐的态度都得到他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全力支持。赫尔认为：“戴高乐将军是个法西斯分子，是美国的敌人。” 　　为了打开美国的大门，1941年5月19日，戴高乐从布拉柴维尔致电勒内？普利文，指示他由伦敦去华盛顿，在美国需要呆多久就呆多久，执行六项任务：与国务院建立经常性联系；建立自由法国所属非洲和大洋洲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和财政联系；购买作战物资；组织或改组那里的自由法国委员会；建立一个新闻宣传机构并与可能乐于帮助自由法国的有影响的美国非官方人士建立联系，此时，自由法国运动事实上控制着太平洋和非洲的一些法国属地。为了引起美国的重视，戴高乐指示普利文，主动提出在喀麦隆、乍得、刚果以及在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上为美国建立空军基地提供方便。这对美国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因为北非在维希的控制之下，美国人将来有可能需要在非洲建立这样的基地，以便在欧洲采取战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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