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韧不拔-戴高乐(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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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1941年9月9日，他偷越国境线，取道西班牙准备前往英国。在里斯本的英国当局立刻看中了他的才干，花了六个星期的时间，试图争取他回法国为英国服务。但他决心已定：他要到伦敦，为戴高乐效劳。戴高乐获悉此事，并在意识到他的潜在重要性后，为他的受阻大发雷霆，接着他写信催促艾登大臣，这才使穆兰能在11月底从里斯本来到伦敦。　　戴高乐将军于1941年12月同穆兰进行了几次长时间的谈话。他对此人天生的辩才和决断能力印象极深，正如他在与类似人物接触时常得到的感受一样。他决定派穆兰回法国去，在法国未被占领区的抗战运动内作为他一切政治和军事行动的唯一代表。经过短期突击跳伞训练，穆兰于1942年1月1日被空投到法国。他的密码代号先是“雷克斯”，后是“马克斯”，他的使命是组织秘密军事小组，设立空投武器接收站，分发经费，用无线电同伦敦　　保持联系。抗战运动组织很需要经费，而他手中就掌握着经费，就等于他握有一张王牌。他在随后几个月的耐心的组织工作中，以及在同那些不如他那样相信戴高乐是唯一可能的领袖的人们进行谈判时。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穆兰的推动以及基层人员的支援之下，南方地区抵抗运动组织的领导人很快就组成了一个委员会，由民族委员会的代表担任主席。3月间，他们发表了以戴高乐为抗战领袖的共同宣言。但是，正当他发挥更大作用时，穆兰却被敌人逮捕而英勇牺牲了。他的死对戴高乐的抗战事业是一巨大损失。对于穆兰的死，戴高乐是非常痛心的。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个人虽然还很年轻，可是已经具有力责任磨练出来的丰富经验，他和我的最能干的伙伴们是属于一种类型的。他的心里洋溢着热爱法国的感情，并且相信‘戴高乐派’，不仅仅是一个对敌斗争的手段，同时也是革新法国的动力。他深深认为‘自由法国’便是法国的具体表现。他希望担负重大的任务。可是他也是一个洞明世事和阅历很深的人，当走在一条布满了敌人的陷阶和朋友的阻碍的道路上的时候，他是步步小心谨慎的。穆兰忠实，可是机警；不好怀疑，但也不轻信；他是门徒，同时也是大师。在18个月中他要完成一件重大的工作。他要使还仅仅具有象征性统一的轮廓的法国本上抵抗运动变为实质的统一运动。后来他给人出卖了，遭到逮捕。丧失人性的敌人对他施加可怕的酷刑，但他坚贞不屈，最后为法国英勇地牺牲了。他像无数勇敢的士兵一样——他们风吹日晒，度过漫长、空虚的夜晚，准备‘他们明晨的战斗’。” 　　的确，让·穆兰之死所造成的政治后果，对戴高乐来说，是最令人难以忍受的。穆兰是他的人，而且是自愿投奔他的。他于1943年2月到伦敦和戴高乐会面，并听取了戴高乐的指示。他的信心给戴高乐将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戴高乐在他的汉普斯特德官邸举行的一次仪式上，给这位抗战运动的领导人颁发了“解放十字勋章”。他觉得这次仪式比其他任何同类仪式都更加动人。后来他曾派遣穆兰带着他的明确指示回到法国去。指示要求建立抗战运动各组织。各政党和工会组织联合起来的全国抗战运动委员会，由穆兰任主席。指示还明确规定了这个新的组织与全国委员会的关系。　　经过穆兰和他的支持者的努力，最后征得大部分抵抗组织的同意，认为以它们的名义来宣布它们要达到的目标的时候到了。这个目标就是解放人民，解放法兰西。在征得国内抵抗组织同意后，戴高乐以民族委员会通过的一篇宣言的形式宣布了这个目的。在宣言中，戴高乐宣布：我们决定在打败敌人以后，使法国在世界拥有自由、尊严和安全，在推翻腐败的政权——它曾剥夺了许多人的这种权力——以后，国内每一个男子和妇女在他们的生活中都应得到自由、尊严和安全。宣言同时谴责了那个“在战败中消失的道德、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政权”和那个“从投机卖国的罪行中产生的政权”。宣言断言：“法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抗战胜利，同时他们也是团结起来进行革命。”1942年6月23日，法国沦陷区和非沦陷区所有的地下报纸都登载了这一宣言，布拉柴维尔、贝鲁特和伦敦的电台也广播了这个宣言。　　在伦敦，戴高乐还经常受到“大下列颠法兰西人协会”的帮助。特别是它组织了好几次有军民踊跃参加的集会。在会上，戴高乐和这些法国人见了面。他们表达了自己的爱国热情，并坚定了对争取胜利的信心。国内人民也听到了反法西斯战士们的声音——电台向他们转播了与会群众的发言和大会盛况。1941年11月15日，在挤满了艾伯特大厅的人群中，戴高乐郑重宣告：“战斗法国的任务就是解放祖国，复兴法兰西。我们说‘光荣与祖国’，意思是祖国只能由胜利而得到新生，而只有通过对它自己的伟大崇拜才可以继续生存。我们说‘自由、平等、博爱’，因为我们决心忠于民主原则。我们说‘解放’，因为在打败敌人之前，我们的努力不能停止，它必须给每个法国人带来在光荣和安全中生活和工作的条件。”这时艾伯特大厅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示威，以特殊的方式表示了对这位抗战领袖的忠诚和敬意。　　大下列颠岛不仅是戴高乐和本土及海外抗战组织联系的纽带，而且是自由法国反法西斯战士的训练中心。大批抗战骨干在这里接受训练，并由这里出发分赴前线。由雷纳上校指挥的轻骑兵，炮兵团、装甲队、工兵支队和信号组，每六个月负责培养一批士官和专家。由伯台上校领导的炮兵辎重处，除负责组织军人生产外，还负责分发由美国依“祖借法案”所供应的军事物资，用以装备新成立的部队。由特里小组领导的“法国义勇军校”，继马祖夫人之后，训练了大批能干的年轻姑娘们成为驾驶员、护士和后勤服务人员，由鲍端司令领导的法国学生队，培养了数以千计的班排连军官，有521人后来在作战中光荣牺牲。戴高乐说：“没有再比和这些年轻人会面能给自由法国领袖以更多安慰的了。他们是镶嵌在法国晦暗了的光荣之上的光芒四射的希望的宝石。” 　　在英国这块基地上，还培训了数以千汁的海军人员。他们大部分从英国港口出发，参加在大西洋、英吉利海峡、北海和极地一带进行的海上战斗。到1942年6月，已有700名自由法国的海军将士英勇献身。当时海军感到最困难的是军官的补充问题，紧张的战争环境不允许他们按部就班地遵循专业化的原则进行训练，只能边战斗，边学习，从战争实践中总结提高。由海军中校威泽尔和加拉尔领导的“学校舰队”，积极地在“戴奥多尔？迪西埃总统号”、“行星号”和“美丽的火鸡号”舰上进行训练。　　在这里共毕业了四批学员，从这座实战学校培养出来的学员，都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在对敌作战中英勇顽强，成了自由法国海军的中坚力量。在盟国阵营服务的一支法国商船队，在航运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战争开始时法国所有的270万吨——或660艘客船和货船——船位中，有70万吨或170艘客船，在维希政府投降后仍然继续为抗战服务。在人力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戴高乐的海军部，还补充配置了67艘商船的人力。总计有580名军官和4300名海员继续为战争坚持航运。到1942年春，已有1/4的海员在海上牺牲。　　自由法国的空军，从无到有，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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