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韧不拔-戴高乐(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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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

第十六章　法美关系　　大国角逐不易说，美国对法难捉摸；　　藕断丝连与维希，“策略灵活”称楷模。　　1942年冬季快要到来的时候，自由法国在世界各国的心目中不再是最初人们用讥讽。怜悯和眼泪接待的那个使人“惊奇的逃亡者”了。现在可以从各方面看到它的现实性——政治的、军事的、领土的。自由法国今后所需要的是在外交上打开一条出路，在盟国中取得它应有的位置，以一个交战国和主权国的姿态出现。　　戴高乐在和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的交往中，感到最难打开局面的是和美国的关系，当戴高乐的事业在美国舆论界获得广泛热烈的反应时，美国官方却“坚持以一种冷淡和漠不关心的态度来对待它”。罗斯福政府一直和维希保持着关系，理由是这样可以使它脱离德国的影响，免得把海军舰队移交给德国，并且和魏刚、诺盖和布伊松保持接触，因为罗斯福总统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力他打开非洲的大门。但是，美国外交政策本身就有极大的矛盾。他们一方面和贝当保持着外交关系，一方面却说，他们远远避开自由法国是因为不能预先断定法国解放后将有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戴高乐认为，“真正的原因是美国决策者认为法国将要灭亡，所以他们才跟维希打交道。” 　　为了取得美国的援助，戴高乐曾多次采取主动。1941年5月，他又派他的得力干将普利文前往美国，临行前戴高乐给他规定了这样一个使命：“解决同美国国务院建立永久、直接的关系，自由法属非洲和大洋洲同美国的经济关系，以及我们直接购买战争所需的物资问题；在美国建立我们的情报和宣传机构；在美国成立我们的委员会，把同情我们的美国人给我们的帮助组织起来。”普利文虽广泛进行活动，但并未取得明显的成果。　　戴高乐坚信：他不仅代表法兰西，而且他就是法兰西。多年以前，他在《剑刃》一书中就提及井颂扬了凯撒和拿破仑的表演才能。他自己扮演的角色是法兰西本身，这是历史使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扮演的一个伟大角色。尚未亲自领教过戴高乐的罗斯福，从来不相信也不承认戴高乐的这种自诩。丘吉尔却从同这位将军的交往中深深领教了这一点，但他并未完全信服。这位首相在一次盛怒中吼道：“你说你是法兰西？你并不是法兰西！法兰西！她在哪里？当然，我承认戴高乐将军和他的追随者是法兰西民族的一个重要而又值得尊重的部分。但是，除他们以外，我们无疑可以找到另外的权威，它也有它的价值。”戴高乐打断了他的话：“如果在你看来我不代表法兰西，你为什么，又有什么权利来同我商讨法国的世界利益呢？”丘吉尔不吭声了。　　至于罗斯福，他对这位倔强的法国将军也有他自己的看法。如何对待自由法国？在当时孤立主义狂潮的影响下，罗斯福对这一问题，的确是反复考虑过的。谁都知道，法国的崩溃在英国引起很大冲击，深深震动了罗斯福总统。事实上，在法国即将溃败之前，保罗·雷诺总理曾向罗斯福发出个人呼吁，要求美国派军队和运送物资给以支持。翌日，罗斯福答复说：“美国人赞赏法国对德国侵略进行英勇抵抗……”他将尽力“加速运送武器和弹药”。但又说：“我认为您应当理解我的声明不包含承担任何军事义务”，“唯有国会能够承担这种义务”。在收到这份电报后，6月17日法国政府投降。　　在六个星期内，一支被认为是欧洲最好的军队投降了，一支完整无损尚未参战的现代化的海军宣布“中立”了，法国可耻地接受了希特勒的停战条件，这使罗斯福认为，多年来政府连续更迭的法国已经完全分崩离析。一段时间，罗斯福曾希望法国海军和法兰西帝国继续同英国人并肩作战，但这也使他失望了。法兰西已不复存在，目前的法国是纳粹帝国的一个附庸国，由一位身边全是叛徒的老元帅统治着。这就是罗斯福总统当时的思想状况。　　据戴高乐派往美国的首任代表拉乌尔·阿格隆回忆，1941年1月2日，他持一份英国通行证从中东抵达纽约。总爱吹毛求疵的美国移民局的一位检查官，翻来覆去地查看了他的这份不同寻常的旅行证件，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然后问道：既然是法国人，为什么要在英国的外交保护下旅行？于是，阿格隆向他出示了由卡特鲁将军签署的公函和一封英国驻开罗大使馆的证明信。“这么说，你是同戴高乐将军一起战斗的自由法国人的一员了。如果我是法国人，也会这样做的，请过去吧，先生。” 　　阿格隆走出海关，买了最近几期的《纽约日报》和《先驱论坛报》，使他大吃一惊的是，美国绝大多数人并不愿卷入到这场横扫欧洲的大战中去，鼓吹孤立主义的两位美国参议员塔夫脱和博拉强调说，同英国一起参战将冒很大风险。而当时英国一直是孤军奋战。只有极少数美国人对希特勒一旦取得最后胜利就将出现一个被奴役的欧洲感到忧虑不安。　　全美国在奉行孤立主义，不愿卷入欧洲冲突。大西洋的英雄查尔斯？林德伯格不停进行所谓“和平主义”，实际上是“失败主义”的宣传：“这场战争输定了。即使我们投入全部的财力和物力，也不能帮助英国打赢。”他又说：“只有英国人、犹太人和罗斯福政府才愿意打仗。” 　　从纽约看来，危险在于罗斯福这位“民主政体的伟大捍卫者”是否能克服孤立主义。对国内那种消极的、和平主义的公众舆论，他似乎随波逐流。这种舆论认为，美国无须参战便能战胜轴心国。罗斯福不是向美国的母亲们下了保证吗？他说：“你们的儿子决不会在任何外国战争中作战，不论战争是在哪里打。” 　　阿格隆来到纽约不久，见到了罗斯福夫人，她激动地向阿格隆谈起法兰西和受苦受难的法国人民。她深表同情，表示愿尽力帮助。但是，从她的讲话里，总感到有怜悯的味道，这对于一个自由法国人来说，听起来很不是滋味，阿格隆在美期间，作为总统的罗斯福一直拒绝接见。好像戴高乐在伦敦的出现，没有给罗斯福留下什么印象。他认为，少数无名之辈所追随的这位性情古怪的准将只有象征性的价值，他确实是光荣的，但丝毫不代表实实在在的力量，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和副国务卿韦尔斯，根本不注意自由法国运动，他们关心的是避免发生最坏的事情，即维希与轴心国更“全面的合作”。　　当时，人们不好拿罗斯福对法国的态度与丘吉尔的态度相比较。对丘吉尔来说，法国是一个具体的现实，以前或是同它一起或是为了反对它而进行过多次战争。法国在现代欧洲的建设中与英国共同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同英国一样，在世界上创建了帝国。丘吉尔了解历史，敏锐地意识到应当奉行一种欧洲的均势政策。他接近法国人，真正体会到他们的悲剧。他理解法国是战争更是和平的必不可少的因素。所以，尽管他与戴高乐也不时发生冲突，但最后总是支持戴高乐，他坚决主张重新装备法国军队，使它参加战斗，恢复它的大国地位。而罗斯福却不是这样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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