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韧不拔-戴高乐(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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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

第十七章　“火炬”前后　　火炬战役多计谋，英美重用老吉罗；　　五星上将无济事，达尔朗君遭枪祸。　　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三年头的春天，大局已定。交战双方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苏联战场开始反攻，全世界瞩目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正在取得胜利。德国已成为强晋之未，意大利已经一蹶不振，太平洋方面，日本的侵略已被阻遏，而中国的抗战力量正在大大加强，在北非，战局也开始好转，盟国已经不再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而正酝酿着一次大规模的攻势。　　综观世界战局，全球性的反攻形势即将成熟。但在此时此刻，戴高乐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受人拥护的伙伴中我是相当孤立的，在富翁当中我是个穷鬼。在这种情况下，我满怀希望，但也万分忧虑，因为在未来的战斗中，无论如何总应该有法国。法国当前的中心问题，不仅是能不能把敌人赶出国土的问题，而且是决定民族与国家的前途问题。假使法国一直衰败下去，本身的威信将丧失殆尽，官的独立自主也就不存在了。它将从平静的海面不停地沉沦下去，从受敌人的奴役变成盟国的附庸。相反地，如果它能在恢复统一的基础上东山再起，那就什么也不会损失。只要战争期间法国是个交战国，而又团结在一个政权的周围，它的前途就有保障。” 　　然而，团结在什么样的政权周围呢？在戴高乐看来，当然不是维希政权。在法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它是一个投降政府。在法国的灾难中，群众再也不相信那不久前由于失败而垮台的政治体系。最有代表性的人在这一点上比任何人都坚定，有些人还持保留态度，也有一些人对维希那只破船还抱有希望。　　就在戴高乐考虑法国前途的时候，在苏联红军咄咄逼人的攻势下，罗斯福和丘吉尔也在着手考虑他们的作战计划。对美英来说，在欧洲登陆的“霸王”计划，与在北非登陆的“火炬”计划，两者相较，无疑后者对他们好处更多一些，如果美英于1942年在西欧登陆作战，那就要同法西斯军队作殊死的斗争，势必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和牺牲，这是英美所不取的。而北非和西非是法国维希政府的殖民地，这时维希政府同美国有外交关系，在那里登陆风险要小得多。　　从殖民利益考虑，英美也各有打算。对英国来说，一旦占领北非，盟军可以威胁隆美尔的后方，解除埃及之围；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军队赶出北非，可以确保直布罗陀的安全，恢复地中海航道，维护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进而掠夺这些殖民地，特别是中东的石油。英国工业巨头对此十分感兴趣。对美国来说，罗斯福最怕德国占领西非、北非，然后东进与从苏联高加索南下的德军会师，进而在印度同日本军队携手；西边从达喀尔通过大西洋中部最短的航道进逼巴西，威胁美国的安全。所以美国急于消除这个威胁。另一方面，美国也想控制西非、北非和地中海，窥伺中东。1942年7月15日，即霍普金斯等赴伦敦前夕，罗斯福对这位心腹交底说，如果进攻西欧的计划不能实现，那么可考虑的是北非和中东。丘吉尔提出的“火炬”有很大的优点，“它将使我们获得西非，并为最后控制地中海奠定基础”。在这里，美国的目的，就是趁法兰西帝国之危来扩大美国的影响。因此，这一计划对戴高乐实行“高度保密”。　　按着1942年7月份美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开始在伦敦拟制的“火炬”作战方案，经过反复磋商，9月20日经罗斯福和丘吉尔最后批准，“火炬”方案确定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和阿尔及利亚的奥兰、阿尔及尔三处同时登陆。参加“火炬”作战的美英远征军共有13个师，650艘军舰和运输船。首批登陆的部队为7个师，共约11万人。此外还有几个主降营将参加这次行动，其任务是占领敌防御纵深内的机场和要地。这次登陆的空中保障，将使用　　1700架飞机，其绝大部分都驻守在直布罗陀要塞。双方并确定，由美国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这一战役的总指挥，英国亚历山大将军担任副总指挥。　　即将开展的“火炬”战役，将戴高乐卷入到一个异常错综复杂的政治漩涡中去。尽管起初各方面的情况都于他不利，特别是罗斯福玩弄只顾政治成功而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式”的把戏，但戴高乐终于取得了他政治生涯中最惊险的一次胜利，在这场政治搏斗中，法国方西主要出场的人物有吉罗将军、达尔朗海军上将和戴高乐本人，经过一番较量，戴高乐击败了地方上所有的反对势力，排除了美国特使罗伯特·墨菲的外交干涉和各种计谋，作为法国无可非议的代表出现在舞台上。　　战役开始之前，也就是1942年这年秋天，戴高乐虽然猜测到盟国的军事意图，然而对于盟国的计划和密谋却一无所知。他觉察到，打破他孤立状态的关键在于罗斯福。他已派他的特使达斯蒂埃到过华盛顿，但成效甚微。现在他决定派第二个特使——已在伦敦参加他的阵线的社会党的抗战运动领导人安德烈·菲利普，让他带去一封给美国总统的私人信件。这封信开门见山，谈到一些根本问题。他说，法国承受了1914—1918年战争的主要负担，虽然它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是却已元气大伤，疲惫不堪了。法国在战略上和策略上的错误，以及缺少盟国的支持，导致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使法国重新投入战争确有必要。他本人毅然承担起这个责任。　　戴高乐在信中说，他不是一个政客，当然不赞成他和他的追随者介人政治，如果这意味着参加党派之争、但如果这意味着捍卫法国的利益，为了法兰西而同敌人作战，那么他确实已参与了政治。他驳斥了认为他对战后法国有个人野心的种种流言蜚语。有人认为他想成为独裁者，或认为法国人民竟会容忍独裁，这些想法都是无稽之谈。美国总统在法国享有无与伦比的崇高威望。但是美国总统应该与哪一个法国打交道呢？昨天的法国？维希的法国？还是明天的法国，人们尚未看到其形状的法国？不，他申辩道：战争期间算得上法国的唯有现在的战斗的法国。戴高乐要求罗斯福“为了我们共同战斗的神圣事业的利益，全面地直接地审查美国和战斗法国之间的关系”。这封10月26日签署的信虽然及时交到了，但罗斯福总统并没有给予答复，原因是，此间他已经物色了一个名叫亨利？吉罗的法国人作为他执行北非政策的工具。　　亨利·吉罗是五星上将，军阶高于戴高乐。他的军人生涯非同凡响，并且由于众所周知的“无政治野心”而为美国人所赏识。他挺拔魁梧，戴高乐在梅斯时是他的部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被德国人俘虏过，但成功地逃跑了。而今他又故技重施。尽管已63岁，他还是用绳索逾墙逃出了柯尼斯坦因监狱的城堡，并于1942年的4月到了瑞士。冒着纳粹用十万马克的悬赏要他首级的危险，他到了法国的未被占领区，受到了贝当元帅的召见，并同他进行了“诚挚的谈话”。后来维希政府的总理赖伐尔试图说服他向德国人自首，被吉罗予以拒绝。最后他得知，如果希望德国人给他自由，他必须签署一项效忠于贝当元帅的声明。美国人决定和他打交道的时候，并不了解这一点，然而维希选择了适当的时机广播了吉罗给贝当的信。信的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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