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韧不拔-戴高乐(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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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

然而，戴高乐密切注意的是政治战略。阿尔及尔是权力和活动中心。双方都在这里加紧施加影响。照戴高乐派看来，关键的一点是对吉罗施加压力，使他割断与维希政府的联系。戴高乐的代表卡特鲁将军明确表示，如果要取得谅解，必须清除维希分子。1943年2月23日，他起草了一份“致军政长官”（吉罗）的备忘录，呼吁他宣布1940年的停战无效，撤销维希分子的高级行政职务，恢复“共和法”，也就是废除维希法律。权力竞争到了这一阶段，一个不露声色而又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微妙人物让？莫内出场了。这位对历史有影响的法国人，最初曾拒绝参加戴高乐的抵抗运动，后来他到了美国。作为一个银行家和工业家，莫内堪称典型的专家治国论者。　　然而，多方面的才智使他对政局的复杂性有充分的了解。根据哈里？霍普金斯的建议，在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罗斯福决定派莫内去阿尔及尔担任吉罗的半官方的政治顾问，实际上是教吉罗如何玩弄政治，尽快把戴高乐派统一起来。在莫内的帮助和规劝下，不久，吉罗的办公室便制定出大量的“共和国”的措施，发出了许多文件。3月4日，颁布了关于战士勋章的新条例；3月5日，吉罗宣布法国没有种族歧视；3月8日，禁止发行载有贝当最新训令的一期《北非公报》。吉罗又于3月14日作了一个由莫内起草的精彩的演说。在演说中，他不仅赞扬了自己的部队，也赞扬了戴高乐的部队，并呼吁共和国内团结一致。四天以后，维希政府的许多法令被正式废除了。接着，奠内又说服撤掉了一批维希派顾问，在填补这些新的空缺的人中，有宣布效忠于戴高乐的德姆维尔。在后来的年代里，他曾先后担任戴高乐的外交部长和总理。　　在此情况下戴高乐派的力量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他的计划并未完全如愿。英美“竭尽全力”挫败和限制戴高乐遥控的夺权尝试。　　1943年4月6日，从华盛顿回来的艾登和怀南特分别警告戴高乐说，如果他接受吉罗的领导，许多好事将会降临于战斗法国。戴高乐回答说：“如果吉罗1940年6月18日就在北非负起责任，拒绝贝当和魏刚的命令而把战争打下去的话，我本来是可以全心全意接受他的领导的。但是如今是事情已经过去了。”4月10日，吉罗建议成立“海外领地委员会”。他和戴高乐将是其成员，但并无政治权力。吉罗本人不会使他的军事指挥权隶属于这个机构，他准备使它隶属于盟军最高统帅部。吉罗的新建议使法兰西全国委员会大为震惊。在4月15日的会议上，委员会一致支持戴高乐，要求组成一个拥有实权的执行委员会，撤换通敌的维希人员，并要求使法军总司令（即吉罗）置于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同时，现在存在的全国委员会主席戴高乐应有权在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情况下去阿尔及尔。　　吉罗的新建议，弄巧成拙，它挫伤了法国人的民族情绪，从此戴高乐的威信进一步提高，吉罗的抵抗已开始崩溃。抗战运动的洛林十字旗已在阿尔及尔出现，不少人公开致电支持戴高乐。4月14日，当自由法国和英国的军队开进突尼斯的斯法克斯时，迎接他们的是一片“戴高乐万岁”的欢呼声。这时，戴高乐的力量已有了决定性的增长。他派往国内的抗战运动的代表让·穆在5月15日电告，全国抗战运动委员会业已组成，从而联合了各种不同的政治信念的组织，一致向戴高乐将军和民族委员会表示，保证完全服膺他们所确定的原则，并贯彻到底。而且还要求在阿尔及尔迅速成立“以戴高乐为主席的中央临时政府，并任命吉罗将军为军事首脑”。　　在此情况下，吉罗4月27日被迫写信给戴高乐，说他放弃占优势的政治地位，并邀请戴高乐立即前往阿尔及尔，以便商谈组建法国中央权力机构的问题。至此，戴高乐确实赢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　　正是：有勇无谋是吉罗，首次较量走下坡；抗战领袖得群众，计谋运筹着数多。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九章　确立领袖地位　　吉罗将军败下风，抗战领袖受人拥；　　阿尔及尔决胜负，洛林旗帜插满城。　　1943年5月30日中午，一架法国战斗机把戴高乐送到阿尔及尔的布法里克机场。随行的是他提名参加拟议中的法兰西联合委员会的勒内？马西格里、安德烈？菲利普、帕莱夫斯基和比约特等人。吉罗将军亲自到机场欢迎，卡特鲁将军和美国、英国使团的代表也来了。国民志愿军的仪仗队向法国抗战领袖致敬，乐队奏起“马赛曲”。连汽车都是法国制造的。这番情景和安法相比，戴高乐感到十分欣慰。这说明战斗法国已经在北非取得了胜利。　　公众不知道戴高乐来到这里。因为阿尔及尔、伦敦和纽约的新闻检查机关不许发布这个消息。因此，在车队穿过的地区，一般都没有任何表示。只有那些时刻保持警惕的“戴高乐派”不顾一切地向他欢呼。在阿尔及尔郊区，突然被惊动了的人群跑来高呼“戴高乐万岁！”但地方当局以“安全”为由，不让群众接近车队。飞机是有意不在白宫机场降落，特在偏远的布法里克降落，因此戴高乐一行没有进城就直奔“避暑大厦”。　　当天中午，吉罗将军为戴高乐举行盛大宴会。参加的有乔治将军、卡特鲁将军和法国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共40多人。这些形形色色而又相仿的法国人曾被事变的浪潮卷到不同的海滩上，现在又聚集到一起，仍然和战败前那样朝气勃勃和充满信心！　　戴高乐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今天的宴会上有两种人。在这两种人中，力量的鲜明对比是一望而知的。一方是无所不有，另一方是一无所有。这里的军队、警察、行政、财政、报纸、电台和广播，都由‘军政长官部，吉罗将军直接管辖。由于盟国当局，才安排成这个样子，而盟国当局只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的。至于我——戴高乐，在这里没有军队、宪兵，没有银行存款，也没有能使人们听到我的声音的工具。但是，两个钟头之后，我所看到的人们的态度、听到的议论以及人们所表现的神情，都向我表明优势是在哪一方面，每个人内心里都知道争论应如何结束。” 　　5月30日下午4点钟，当戴高乐到邮政广场洛林死难者纪念碑前献十字架时，成千上万的支持者神秘地出现，向他欢呼。将军极为欣慰，唱起了《马赛曲》，大家也满怀激情地跟看唱起来。等戴高乐回到格里森别墅，各方的信件送到这里来了。他收到的第一封信是前空军总参谋长维勒曼将军寄来的。他从1940年惨败以后，就满怀悲痛和希望隐居家园。这位将军以最高尚的词句，要求戴高乐在战斗法国的空军里给他相应的军级，派他担任指挥一个中队的职务。从群众的欢呼声中，维勒曼将军的这一行动，更使他看清了事情的实质。在这儿，跟别处一样，民族感情作了抉择。因此，他对即将面临的和吉罗的摊牌更充满了信心。　　可悲的勾心斗角，第二天早晨就开始了。5月31日，对立两派的内圈人物在国立弗罗芒坦中学举行了一次争吵激烈的会议，其特点是，戴高乐谴责了当地的维希分子——阿尔及利亚总督佩卢东、摩洛哥总督诺盖将军和法属西非总督布瓦松将军。会议在戴高乐砰地一声把门关上骤然离去后结束了。那天下午，在与吉罗单独会谈时，戴高乐重申了他的最后通牒，必须将这三人解职，否则他不能与委员会一起工作。6月1日，戴高乐出于他在选择时机和自我宣传方面惯有的敏感，在格里森别墅召见了法国和盟国的记者，提供了几条他们所渴望的重要新闻。戴高乐说，他到北非来，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有效的法国权力机构，以领导民族力量进行作战，这个机构的建立是为了维护法国的主权，但要将某些代表维希方面的人士排除在外。直到这时，当地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论调，于是这些话立刻到处传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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