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韧不拔-戴高乐(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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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

“可怕的狂潮已经退去了，全国人民兴高采烈地呼吸着胜利和自由的空气。在各个角落里呈现出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我们的国家感到今后不仅有希望，而且完全有把握成为一个战胜国。我们的远景像美丽的春天一样，我们可以重新出现在世界的行列中，也就是像它过去那样，站在最大强国的行列里。”戴高乐进一步指出：“不过，我们国家也知道它距自己要达到和所能达到的终点还有多大的距离，它必须注意到如何彻底使它毫无保留地打垮敌人，并使法国在最后胜利中具有最大的功绩。它注意到自己领土上和它的人民遭受灾难的程度。它也考虑到现在的极端困难的粮食供应。运输、武器装备和它目前阻碍战斗力以及解放地区生产力的装备。” 　　戴高乐最后强调说，“我们的事业也就是人类的事业，它必然会取得胜利，使我们有理由欢欣鼓舞和骄傲，但这决不等于一切都已安排就绪，恰恰相反，我们知道，在我们与目标之间，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和一段非常困难的路程。这种工作，法兰西人民决心要完成它。这些困难，他们愿意忍受。因为这是在经历无数考验之后，为了获得自己的幸福、自由和伟大所应付出的代价。” 　　巴黎解放之后，法国南部地区也陆续获得解放，到1944年11月，只剩下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一部分地区尚待光复。当然，战争还没有过去，100多万战俘还在德国，他们境况悲惨，危在旦夕。重建的任务甚为艰巨。但是，除了一小撮追随德军的通敌分子以外，举国上下空前团结，群众热情高涨，向往新的生活。　　戴高乐将军改组了阿尔及尔政府，吸收了法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的成员，同时取消了抵抗运动建立的一些临时机构，恢复了传统的国家机构。他的权威为全国各地所承认。他所到之处，人们都把他作为领袖欢呼。但是，这个国家在精神上和物质上仍然是一片混乱。抵抗运动在各级都安插了他们所中意的人，而这些人并不都适合于承担他们所面临的任务。人们的狂怒表现为抢劫和残暴行为，通敌的妇女被剃光了头，男的遭到毒打和游街示众，许多人被关起来和被当场处决。解放委员会已经掌管了绝大部分省的权力，他们正着手制订法律，征用物资，井着手解决解放后所出现的各种问题。　　有些地区的形势仍然动荡、紧张，特别是在盟军活动范围以外的西南部，那里的新政权还没有建立。但是，这种动荡局面没有持续很久。由于执行了在地下制订好的一些措施，一切又逐渐开始恢复正常。人们的自发镇压行动受到了引导和限制，设立了特别法庭——军事法庭，但主要是民事法庭和法院负责对敌特的审判。　　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从基督教抵抗运动中产生出来的第三大党“人民共和运动”都参加了政府，这个事实表现了“举国上下的团结一致”。政府中也包括了传统的右翼势力代表，不过只限于某些知名人士。至于维希政权本身，它的一切都完蛋了。它的法律被全部废除，头目们进了监狱。德国人不顾贝当和皮埃尔·赖伐尔的意愿，把他们迁到了西格马林根。他们罪行昭然若揭，遭到了法兰西人民的咒诅和痛骂。　　对赖伐尔这位政治搐客，戴高乐在回忆录中评述道，“赖伐尔进行了一场赌博，他输了。他有勇气承认自己应对一切后果负责。他为了支撑那岌岌可危的局面，在当政期间无疑使用了一切诡诈手段，力图以此为他的傀儡政权效劳。但愿人们会承认这一点，在那灾难深重的岁月中，有少数甘愿在耻辱的泥坑中爬行的法国人。并没有完全自绝于祖国，这是事实。” 　　就在这个时候，戴高乐又收到了贝当的一封信，严格他讲，这封信是维希政权前任部长奥方海军上将托朱安将军转给戴高乐的。贝当在被德国人拘禁起来以前，给这位海军上将下达了一个1944年8月11日签署的秘密文件，授权他代表贝当本人去同戴高乐取得联系，以便使“所有善良的法国人”重归于好。但他又加了一个附言；“只要我所体现的法统得到了维护。”贝当和戴高乐两人所扮演的角色完全调了个个！一度是戴高乐上司的法国元帅，现却希望与他曾批准判处死刑的人取得谅解，戴高乐又一次面临着在个人感情和国家利益之间作出抉择的问题。这一次他也没有犹豫。他决定不予答复。他觉得，有资格自称正统的，决不是这个曾经在希特勒面前屈辱投降的老头子。只有一个人才体现了法统：这个人拒不承认失败，并引导整个民族恢复了尊严。这个人就是戴高乐将军。　　坚持抗战、全民起义使法国得以再度脐身于盟国之林。盟国终于承认了共和国的临时政府。戴高乐将军所说的“通过斗争赢得独立，重新恢复法国的荣誉”已成为现实。既然共和国政府得到了盟国的承认，群众的拥戴，又有了机构和军队，因而它也就在联盟中有了更大的发言权。　　第二十六章　华盛顿之行　　法美关系要改善，将军赴美搞谈判；　　披荆斩棘开新路，不卑不亢受称赞。　　巴黎虽然解放了，但是美英政府至今还没有正式承认戴高乐政权，因此在外交上还面临着一些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戴高乐清楚，在对外关系中，美国是所有链条中最重要的一环，这个环节打开了，其他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因此，他决定再次到美国访问。　　罗斯福对法国的态度已经讲过多次了，他将不会直接或间接支持任何总统候选人、任何政党，但法国解放后，谁来执政呢？关于这一点，罗斯福确实认为，只有摆脱了奴役的法国人民能够选择适合于他们的政府形式，并由他们自己选举国家领导人。罗斯福希望这场斗争“是民主国家的一场斗争”。它不应该以建立波拿巴或佛朗哥式的军事政权而结束；他希望由幸存的法国文官和议员们组成未来的政府。因此，总统向军事领导人下达了最严厉的指示，例如要马歇尔。艾森豪威尔、史密斯将军避免表示支持戴高乐，对沦陷的或自由的法国所奉行的政策，是只同“地方当局”打交道。　　从罗斯福与文森豪威尔的一次通信中可以看出他这种立场。1944年5月，艾森豪威尔向马歇尔参谋长寄去一份绝密报告，请他转交总统，作为对罗斯福来电的答复。报告写道：“请总统放心，在同法兰西委员会的谈判中，我只涉及军事问题和与军事方面有关的民政管理问题，我理解你焦虑的心情，我将不会作出任何可能被看作是影响未来法国政府性质的事情。但是，根据特工人员和逃跑的战俘向我提供的情报，我想告诉你，目前在法国只有两大集团：维希‘帮’集团和对戴高乐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另一个集团……只要我们解放一些地区，我们就可能发现人们普遍要求加入戴高乐集团……我向你介绍了也许在法国会出现的情况，当然，我不会向法兰西委员会的成员们阐述这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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