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韧不拔-戴高乐(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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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〇

代表们声称，他们是代表抗战运动的，因此，在合法政权产生前，他们有资格表达人民的意志。戴高乐听后耐心他说：“你们受抗战运动各组织和党派的委托，当然有权发表你们的意见。正是这个缘故，我才设立了咨询议会并指定你们为它的成员。你们向政府提问题，政府向你们作解释，你们并向政府提出建议，你们是通过这些活动来参与政府工作的。但是，我不同意超过这个范围。另外，请你们考虑，法国抗战运动大于各团体，而法国又大于抗战运动。所以我是以整个法国的名义来履行我的使命的，而不是以一个派别的名义，不论这个派别多么重要。在下届大选之前，我要对国家的命运负责，我也只对国家负责。” 　　1945年春，政府面临的最迫切任务之一，是制定国家预算。据认为，征税不可能多于1750亿法郎，而这个数目仅相当于军费开支一项，其他公共开支还需要2150亿法郎。在财政问题上，出现了两种各有其代表人物的、互相对立的理论。经济部长皮埃尔？孟戴斯一弗朗斯提出的理论主张紧缩，而以财政部长勒内？普利文为代表的另一种理论却主张膨胀。通货膨胀是争论的中心问题。孟戴斯一弗朗斯要收回所有的钞票，换成票面价值仅合旧币1/4的新钞，其余3/4的价值仍归持票人所有，但由此增加的这部分除少量需用外，作为存款，予以冻结。这样就会急速地降低购买力，并打击黑市活动。与此同时，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冻结在相当低的水平上，使比较穷苦的消费者能够维持生活。　　财政部长普利文却对此提出异议。他认为当务之急是恢复生产，但苛刻的紧缩措施，取消一切刺激，就不可能恢复生产；人民对国家的信心和对货币的信任就会毁于一旦。复兴的途径在于刺激经济，在于实行膨胀政策。如果因此出现货币流通量太大，过多的货币可以用流动债券使其回笼。发行流动债券会鼓励储蓄，并使每个纳税人感到，他挣得的钱仍然分文不少。与此同时，必须没收黑市商人的诈骗的利润，但对合法企业则应予以保护。　　经过权衡利弊，戴高乐认为普利文在平衡财政的做法上，要比孟戴斯一弗朗斯更胜一筹，因而接受了普利文的建议。不久，随着法国战俘从德国归来，普利文的才能和政府的决心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为了解决250万战俘的吃、穿、安置问题，戴高乐授权普利文实行他的恢复（清理）计划。虽然这个计划远不及孟戴斯一弗朗斯所设想的措施那么伤筋动骨，但也够剧烈的了。自1945年6月4日至15日，这个行动全面展开了。所有钞票和短期债券都要交出，以一对一的兑换率换成新票。这样做有双重目的：完成对全国财富的全民清查工作，即彻底搞清土地、财产、公债券、股票和证券的情况；同时把非法财产冲刷出来。那些交出钱的人就得要纳税，而有些人可能由于害怕被控告而未交出的钱就会一文不值。这也适用于被德国人转移出去的法国货币。但对存款却不予冻结。两个月之内，流通的货币量就从5800亿法郎下降到4440亿法郎。对稳定经济、恢复发展生产起到有利的作用。　　但是，随着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实施和发展，各个派别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日益尖锐起来。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八章　被迫辞职　　党派林立矛盾多，社会改革起风波；　　尔虞我诈比比是，愤懑辞职无奈何。　　戴高乐哭笑不得地注意到：普利文平衡经济的计划在咨询议会遭到左、右翼的抨击，左翼指责它对投机商打击不力；右翼认为它妨碍了商业的活动。但最后还是以大多数赞成通过了这项计划。这是戴高乐政府在临时国会中最后一次获胜。　　在国家困难时期，戴高乐在生活上总是严格要求自己。他拒绝迁入爱丽舍宫。出于同样理由，他也没有享用过在朗布依埃的总统别墅，却在布伦树林附近自费租赁了一所私人住宅。他和他的妻子、两个女儿住在那里。他的儿子不在家，到前线作战去了。晚上他们常常招待客人。客人走后，戴高乐便回到书房，全神贯注地批阅文件，起草讲稿，考虑、处理经济变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戴高乐在塞纳河左岸圣多明尼克路古老的布里安大厦办公。他在那里举行招待会，有时主持部长会议。在内阁会议上，戴高乐总是倾听每个人要讲的话。大多数情况下意见趋于一致。当意见出现分歧时，他就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他的看法也就成为内阁的意见。无论是在议会上、广播里，还是在公众集会和记者招待会上，戴高乐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这些演说成为他繁忙的政治家生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戴高乐很少受眼前气氛或情绪的驱使而作即席发言。他习惯于对自己的讲稿进行反复推敲，直至背下来，以便在讲演时给听众留下自然和流畅的印象。　　随着1945年的逐渐消逝，戴高乐越来越深信恢复“多党制”对法国将是一场灾难。在那一年中，他审慎地考虑过无限期延长业经同意而由他建立起来的临时政府的做法，但最后还是打消了这个想法。戴高乐认为，他可以不放弃权力，但是他也知道，这样做必将引起骚乱，甚至可能发展为暴力行动。戴高乐之所以被人们拥护，不仅因为他的为人和他的贡献，而且因为他不断地向人们保证，他会尽快地让人民通过选举，自由地表达对于他的政绩的意见，因为戴高乐置身于一党一派的利益之上，并打算继续这样做，所以，他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小集团作为后盾。过去，抗战运动曾团结一致作他的后盾，但现在已分裂为追求各自特殊利益的派别了。军队是会支持他继续执政的，但其结果必然是军事独裁。而在目前，国家处于和平时期，没有外来威胁，戴高乐也无意仿效拿破仑，因此实行军事独裁是不适宜的。　　戴高乐认为，在目前多党存在的情况下，唯一的出路是实行总统制，这就是领袖由人民直接选出，并凌驾于各党派之上，再由领袖选择一个不属于议会、因而不受派别制约的、为整个民族和社会服务的行政机构。戴高乐清楚，各党派将会为维护他们赖以生存的权力和政治目标而竭尽全力进行斗争。最后，只得由人民自己在全民表决中作出决定。如果人民赞成戴高乐的观点，各党派将只好勉为其难跟他共事。如果人民不同意，他就下台了事。　　在德国投降以后，在人民欢庆胜利的短暂时间里，戴高乐曾自信能解决这个问题。　　1945年5月15日，他在咨询议会上的讲话博得全场一致的掌声；人们并当场唱起了雄壮的《马赛曲》。之后，当第三共和国的前领导人一个个从纳粹拘留下获释归来谒见戴高乐时，他们又向戴高乐保证对他忠诚、爱戴。首先来访的是保罗·雷诺、爱德华·达拉第和阿尔贝·萨罗·莱昂·勃卢姆在获释时就公开声明：“由于有了戴高乐将军，法国已经复活了。我们有了一位戴高乐将军真是万幸。我从身陷囹圄之时起就希望我的党能够支持他。整个法国都信赖他。有了他，我们国内团结一致就有了唯一的保证。”爱德华？埃里奥被苏联红军解放出来以后，在莫斯科电台上广播说：“我确信，我国人民已经团结在夏尔·戴高乐的周围。我将毫无保留地听从他的指挥。”这些话尽管当时说得很诚恳，却并非必须付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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