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狂人-东条英机(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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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九

在工矿业方面，开始日寇通过“军管”和“委托经营”（即由被委任的“会社”经营）两种方式，几乎夺取了沦陷区的全部工矿企业。但是，敌人这种“管理”，“经营”的办法很快就失败了。由于机器厂房遭到破坏，工人离散，人民不满，加之敌人资本的缺乏，结果使大部分生产和商运陷于停顿状态。因此，敌人也感到这是一种杀鸡取卵的政策，而不得不有所改变。　　随着敌人“以战养战”政策的提出，日寇对沦陷区工矿企业的掠夺，改用了所谓“中日合作”的方式。根据日本政府关于“中日合作”政策的规定，“华北开发会社”所属各企业，中国投资45％，日本投资55％。敌人企图以此诱使中国资本家与之“合作”，并诱使国民党投降。但是，这种所谓“中日合作”，实际上不但所有企业的经营权全部归敌人掌握，而且绝大部分利润也归敌人所有，中国资本家得到的只是一些日寇的残羹剩饭而已。　　日本帝国主义还在中国沦陷区大力推行奴化教育，配合其军事政治攻势，宣扬“中日亲善”，“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完成大东亚圣战”等反动谬论。与此同时，敌伪还把一切封建落后的会道门都利用起来，宣扬迷信，欺骗群众；大量散布黄色毒素，在敌伪的报刊、小说、电影、戏剧里，充满色情，恐怖等荒诞离奇的情节，海淫海盗，企图以此来腐蚀沦陷区人民，磨灭他们的反抗意志。　　在日寇的双役下，沦陷区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奴隶生活。在政治生活中，人民的一切自由都被剥夺殆尽；在经济生活上，沦陷区人民更是痛苦不堪，每日都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由于日寇对农村生产的破坏和对粮食的掠夺，沦陷区的粮食奇缺，粮价飞涨，以北平为例，1939年1月份，一斤玉米面八九分钱；到1943年1月，就涨到一元七八角；1944年的端午节，更涨到五元多。日寇为掠夺更多的粮食，于1942年先后在某些大城市实行了粮禽“配给”制度。配给数目极少，远远不够食用，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仅能吃豆饼，麸子。豆腐渣等牲口饲料。日寇在北平，最初还配给些粮食，到1943年，配给人民的就只有由豆饼、树皮、草根等54种东西制成的所谓“混合面”。　　就是这种“混合面”，配给的也很少。因而饥饿现象是普遍的，死亡现象也是经常的。仅据敌伪报纸透露的不完全的材料，在北平1943年内，每天因饥饿死亡的人数平均达300人之多。　　农民的生活更为痛苦。由于敌人的毁坏和掠夺，农民的生产收获本已大力减少，再加上各种苛捐杂税，更将农民所得剥夺殆尽，此外，沦陷区的农民还须负担沉重的苦役。敌人为了修筑公路、铁路、炮楼、碉堡、战壕、封锁沟墙及运输军用品等，常年累月地征发大量劳动力。河北、山西等地，许多农村的壮丁往往每月要服无代价的劳役在半个月甚至20天以上。在临近矿区的村庄，许多壮丁还被强迫派到矿坑中去做苦工。井陉青石岭等12个村庄，经常出伕1000余名，轮班到矿坑挖煤，每班要服役两个月至三四个月不等。在上述情况下，不仅农村生产受到极大破坏，广大农民的健康和生命也都受到无情的摧残。农民因而饿死、累死及被屠杀者，不计其数。　　但是，中国人民是英勇不屈的，沦陷区人民的心永远向着祖国，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敌人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斗争。除城市经常举行罢工、罢课和破坏敌人的重要设施外，沦陷区农村里的斗争也到处开展着。1942年3月，河北省内丘县的农民，不堪敌伪压迫而举行武装起义，杀死敌伪特务人员数名；6月，唐县农民千余人到伪县府门前示威，高呼“不给敌人当奴隶”的口号。同年11月，山西洪洞、赵城、和顺、辽县四县农民，力反对“配给制度”而举行起义，4个伪县长及敌军60余名被农民杀死。1943年2月，山西阳泉17万农民冲入城里索粮，包围了敌军司令部3天，迫使敌人不得不退回一部分掠夺的粮食；春节前夕，山东博山2000余饥民，以大刀、长矛攻人敌人据点，附近矿工起而支援，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3月，青岛近郊饥民冲进敌人仓库，把敌人劫走的600多包大米运走；4月，泰安饥民截获了敌人一汽车面粉和200包大米；11月，江苏如皋县农民为反对伪常备团征粮而举行了5000余人的大示威，并取得了胜利。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沦陷区人民不甘屈服于日寇淫威之下，他们采取各种方式进行英勇顽强的反抗。这些反抗虽然只是此起彼伏地发展着，但它对打击和动摇敌伪的统治，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1和1942两年，是敌后解放区军民抗战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根据东条英机的指令，日寇以华北为重点，大举向中国解放区进犯.实行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早在1939和1940年，日寇即以主要兵力对付敌后抗日军民，不断对敌后解放区进行“扫荡”。但是，那时敌人在大城市和交通线尚未建立一套完整的统治机构，汉奸组织还不健全，伪军人数也不多，因此在那两年中敌人在对解放区进行“扫荡”后，绝大部分撤回点线，不能控制更多的地区，而且扫荡的间隔也比较长，到1941年，情况就不同了，敌占区的伪政权和汉奸组织较普遍地建立起来，伪军也增加了；敌人为了准备和支持太平洋战争，要把华北变成其“兵站基地”，因此他们集中了64％的侵华日军于解放区战场。　　东条为了摧毁解放区，强令推行所谓“囚宠政策”。敌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在1942年10月间夸耀说：“华北碉堡已新筑成7700余个；封锁沟壕11860公里之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万里长城的6倍，地球外围的1/4。”以冀南区为例，1939年该区有敌据点50余处，1942年增至800多处，最高时达1100多处，全区平均每14个村庄就有一个敌人的据点，最严重的是宁南县，该县平均每3个村即有一个敌人碉堡。敌人在冀南修复和新筑的公路，1940年底计长2000公里，1941年春增至2500多公里。1942年又增至4500余公里。与此同时，敌人在冀南所建的封锁沟墙也增加到1600多公里。　　日本法西斯强盗，在扫荡中使用了各种毒辣的伎俩和战术。他们一面实行所谓“囚笼政策”，一面在扫荡时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这时，敌人的屠杀比以前更有组织、更有计划，因而也更加残酷和无人性了。据一个被俘日兵的供述，1940年秋冬之际，日本军事指挥机关曾向其参加山西作战的军队下达过这样的命令：“这次作战目的，乃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其根据地内的人民。因此，凡是敌人区域内的人，不间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根秣，其不能运走的也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填平或放人毒药……” 　　就这样，敌人对解放区的大扫荡，不仅次数增多，而且规模也加大。仅据1941—1942两年的统计，日寇对华北解放区的“扫荡”，1000人以上的达174次，较前两年增加2/3；使用兵力达83万多人，较前两年增加1倍；扫荡的时间也延长了，而且较前更加野蛮凶狠。比如，日寇在华北冀中的一次大扫荡中，竟残杀、伤害群众10万多人，仅在定县北町一地，敌人就用毒气杀死我军民上千人，弄得“无村不带孝，处处闻哭声”，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　　当日本帝国主义对解放区进行疯狂扫荡的时候，国民党不但不对解放区军民进行协助、支援，反而一方面暗地里指使其10万军队打着“曲线救国”的旗号投降日寇，进攻解放区；另一方面则公开派遣儿十万大军，对解放区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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