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宁次(22)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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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冈村一伙军部少壮军官，对内阁处分关东军军人十分气愤，可胳膊毕竟拧不过大腿。他们只好表面上不吭声，暗地里愈加对上层不信任，用冈村的话来说：“上层人物没有胆量，不足以信赖，只好我等来干。”这伙人对政府未能利用张作霖身亡，东北一时混乱的局面，一举出兵解决满蒙问题而感到痛惜。他们暗中拉帮结派，后来又结成“樱会”，决心今后不惜用政变来进行所谓“国家改造”。这里暂且不表。　　河本大作被“停职”后，谁去关东军顶他的缺儿呢？军部首脑拟派办事更稳妥、在华经验更丰富的冈村宁次去继任，岂料他又被烦恼的家庭争吵缠住了手脚。　　阿定这时已72岁了，性情本来就刚烈，上了年纪脾气就更加乖张。理枝死后，冈村把忠正扔给了老母，没黑没白地忙于自己的“事业”，对这一点阿定虽没有任何怨言，但一直劝儿子早日续弦，自己也好减轻些家务负担。应当说冈村是个孝子，对忠正也是个好父亲，他把每月的薪金、甚至包括像那次顺手牵羊从孙传芳部偷来军用地图而得到的军部奖金，都大多交给了母亲。唯有在续弦上，他与老母的想法不一致。他不想再婚，要么就接石田进门。不结婚，阿定不答应；接石田来家，阿定更是坚决反对，她总觉得儿子看上的是个不正经的女人，有导冈村家的门风。　　冈村从青岛回来重返三宅坂，应当说工作地点相对稳定了，阿定劝他早点找个好人家的女子成婚，可冈村就是不听。理枝死后这几年，从上海到东京，又从东京到名古屋，直到最近出征青岛调回参谋本部，冈村走到哪里，石田追到哪里。说穿了，还是两人都有意，否则石田也不会那么换而不舍。近来，为抵制内阁处分张作霖事件责任者而弄得一筹莫展的冈村，心情烦躁，每当阿定一提到他一的婚事问题，母子俩常常大吵一顿。气得阿定声言不再照管孙子了，要冈村把自己的孩子带走。　　冈村家后院起火。结果，上司考虑到冈村被家务事所累，一时不能离开东京，便改派坂垣征四郎去中国东北，接替河本大作的空缺。所以，冈村宁次后来不无遗憾地说，如果他当时去了满洲，坂垣等人在两年后具体策划的“九一八事变”，将会以另一种方式进行。言外之意就是他会比坂垣一伙人干得更巧妙、更出色。其实他这次又是因祸得“福”，如果他不因家事累身而去了东北，战后审判“九一八事变”具体案犯的名单中，岂能让他又一次溜掉？坂垣、土肥原等人战后被送上绞刑架，其中具体策划“九一八事变”是他们被处以极刑的主要罪行之一。　　冈村这时担任的国内战史课长职务，在参谋本部里有点儿研究“学问”的味道，所以这期间，他与民间著名的法西斯理论家大川周明来往频繁。　　大川周明出身于一个农村医道世家。他中学时代打下了很好的汉学基础，大学专攻哲学。他主张“基于天皇亲政的本义，打破以党利为主的国策之下的政党政治之陋习，以期亿兆一心，实现国民理想的皇国政治”。他崇拜弱肉强食的哲学，看到印度人给英国人当上马石，感到特别喜悦，认为统治与压迫能产生真正的“快乐”。他认为大和民族的精神是“冠绝五洲”的精神，大和民族应成为世界的“主宰”。他与另一个法西斯理论家北一辉都主张日本的国界应该是北起西伯利亚，南到澳大利亚，只不过他更狂妄，声称日本要北取苏俄，中灭中国，南服澳洲，最后称霸世界。他效命于三井财阀，为其主持所谓的“东亚调查局”，经常往返于奉天、北京、上海之间，对中国形势进行实地“调查”，是个狂热的侵华分子。　　冈村久闻其名，但初次见面是在1929年初春的一天。通过小矶国昭少将的介绍，冈村出席了大川调明在赤坂红叶馆的招待会，长时间交谈，自感“受益匪浅”。两人志趣相投，相见恨晚，从此接触频繁。冈村一伙需要把自己的对内对外狂想上升为“理论纲领”，大川周明也需要这帮实干的少壮军官来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双方各有所图，所以很快就勾搭在一起。大川向他推荐了一批“理论”书籍，冈村往往下了班就如醉如痴当宝贝似地去啃，害得阿定常吵吵他不管孩子。　　1929年7月底，军部首脑决定将参谋本部的国内战史课和外国战史课合并，并预定由谷寿夫大佐担任合并后的战史课长。安排冈村干什么呢？鉴于他在阻挠和抵制内阁处理“皇姑屯事件”责任者一事上，没有功劳有苦劳，军部由闲差给他调换了个肥缺，担任陆军省人事局补任课长。　　这个差事权力很大，负责陆军佐尉级军官的人事调配任免，实际上也涉及到将官级的。该课与参谋本部的作战课、陆军省的军事课一起，同为军部最枢要的岗位。8月1日，冈村接到此职的正式任命后，“祝贺荣升的来信颇多，多为不认识之人，甚至有10多年不通音信的人，可见人情的冷暖”。他到下面部队出差，同级的不用说，就是军衔比他高的少将、中将们也是毕恭毕敬、阿谀奉迎，如他日记所写：“补任课长出差，对于所去的部来说，可比作阎王爷来了。”谁敢得罪这位在总部机关握有人事实权的冈村大佐呢？　　他在这个职务上干了2年多，发现年轻的裕仁天皇也不喜欢军政界的长州阀势力张狂，加上他本人自幼就厌恶他们，所以关西长州一带出身的军人，在晋职晋衔时着实被他以巧妙的手段压抑了不少，这位德川幕府武士的后代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这期间，随着日本国内“满蒙危机”的喧嚣愈演愈烈，军部开始制定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具体计划。参谋本部先是于1931年4月作出《昭和六年度（193年）形势判断》，接着从6月开始，由建川美次少将主持，召集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永田铁山、冈村宁次、重藤千秋等几个关键岗位上的课长，制定出具体的实施方案——《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其中规定：日本“约以一年为期”对东北采取军事行动；为争取内外“谅解”，由陆相努力通过内阁会议使各大臣都知悉“满蒙情况”，并联系外务省加紧宣传，“万一出现有必要采取军事行动的事态，要各国都能谅解日本的心意”；所需兵力，与关东军商议后由参谋本部作战部上报批准调配。这就是说，日本军部希望在1932年以武力一举占领东三省。　　关东军早已等不及了。1931年9月18日，随着沈阳北郊柳条湖铁路的爆炸声，关东军蓄谋已久的进攻开始了，它先取奉天、再占吉林、最后拿下黑龙江。从柳条湖炸路到哈尔滨沦陷，日军仅仅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就攻占了山海关至黑龙江之间相当于日本列岛3倍、110万余平方公里的华夏领土。　　“九一八事变”不但使中国人民掀起了新的反日怒潮，也引起了欧美列强的极大注意，怎样转移他们的视线呢？关东军在东北得手后，其高参坂垣征四郎与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助理田中隆吉少佐秘密进行策划。坂垣对田中说：我们准备在明年春实行“满洲独立”、“外国人的目光很讨厌，（你）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把西方列强的视线引开，使“满洲独立”顺利实现。田中接受了任务。坂垣给他2万日元，充作肇事经费。　　于是，田中隆吉与姘头金壁辉（即女特务川岛芳子）马上跑到上海，又在当地日商中增筹10万日元，收买流氓，唆使他们制造一起伤害日本平民的事件，作为开启战端的口实。他们之所以选择在上海制造事端，因为上海是欧美各国在华投资集中、商业利益丰厚的都市。就当时贸易额计算，上海列为世界第6大商埠，易于收到转移国际视线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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