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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第十三章　内乱升官

　　回国重任情报官，秘密访华施离间；
　　强硬军人搞政变，立场站对获升迁。

　　话说冈村宁次回东京后，在家与老母和儿子度过了1935年的元旦节，接着又休息了几天便于1月11日去参谋本部上班。

　　他上班后，方领略到“参谋本部所设之本部附一职，没有任何具体业务，每天只是读读报，打听打听消息，就这样一直体养到3月份，真是天赐的好机会”。美景不长，冈村这时正当人生盛年的51岁，经验阅历和才智正是丰富、充沛的时期，上司是不会让他长久地过这种半退休式生活的。3月7日，冈村接到了任参谋本部第2部部长的内令，该部职责是掌管日军的对外情报工作，其中主要任务就是搜集有关中国的军事、政治情况，研究和制定对华方略。

　　4月初，应裕仁天皇的邀请，伪满皇帝傅仪访问日本。4月6日上午，军部各高级将领在东京车站集合，与政府阁僚一起陪同天皇迎接博仪。对傀儡皇帝的来访，日本政府给予了隆重的接待，认为这是“东洋史上划时代的盛事”，“是日本国莫大的光荣”，因为它标志着日本居然能够顶住国际压力缔造了一个新的“国家”。当天晚上，日本军方为在“满洲国”建国过程中的有功人员颁发勋章，冈村宁次被授予三级金光章，他“虽感遗憾，但不胜感激”。转天下午，他又非公开性地拜见了博仪，一面畅叙自己此前在关东军任上与伪满官员结下的所谓“友谊”；一面表示他掌管的参谋本部第2部，将全力配合博仪“巩固国家”。博仪很高兴，会见结束后命人把从东北带来的贵重土特产，送到冈村的家中。

　　这年秋季，日本陆军、海军和外务3省经过反复协商，共同制定了“以帝国为中心，在日、满、中三国提携互助基础上”的对华政策纲要，即：1．“使中国方面彻底取缔排日的言论和行动，摆脱依靠欧美的政策，同时采取对日亲善的政策，迫使中国就具体问题与帝国进行合作”；2．“最终必须使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而当前要使中国“不仅事实上默认满洲国，停止其反满政策”，还要使其“至少在与满洲国毗连的华北地区在经济上、文化上与满洲国进行交往及合作”；3．“鉴于来自外满等地的赤化势力的威胁已成为日满华三国的共同威胁，为排除此威胁起见，应使中国在与外蒙接壤地区就我方所希望的各种措施进行合作”。这3条纲要因是外务省草拟，于是当时就与外相广田宏毅的名字联系起来，被称为“广田三原则”。

　　中国方面事先侦知了日本外务省和军方联合制定的这个对华“新政策”，所以指示驻日大使蒋作宾数次约见广田宏毅，也提出了中国政府改善两国关系的三项基本原则：1．彼此尊重对方在国际法上之完全独立，即相互间完全立于平等地位；2．彼此维持真正友谊；3．今后两国间之一切事件及问题，均须用和平的外交手段来解决。国民政府还表示希望日本取消在华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销《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以及在华北的其他约定，恢复“九一八”以前的状态；日本如能做到这些，中国将设法停止民众的排日运动，不谈东三省问题，实行两国经济提携。

　　10月7日，广田外相最后一次约见蒋作宾大使，除继续坚持“广田三原则”外，蛮横地要求中国：1．“绝对放弃以夷制夷政策，不得再借欧美势力牵制日本”；2．中国如不能即时承认满洲国，“无论如何对于满洲国事实的存在必须加以尊重”；3．“防止赤化，中日需共商一有效之方法”。广田说，以上3点中国“如能完全同意”，日本再对中国所提的三大原则“逐渐商议实行”。这就是说，中国须首先承认他的“广田三原则”，依从日本、追随日本，然后才可以讨论其他。这样一来，双方在日本的会谈自然破裂。

　　正式的外交渠道谈不拢，又轮到冈村宁次上阵了。他是日军参谋本部中负责对外情报的部长，这个职务本来就负有一定的外交任务。10月9日，也就是广田与蒋作宾会谈破裂的两天后，日本政府派他秘密出访中国，向中国的军政要员继续兜售“广田三原则”，顺便向日本驻中国各公开及秘密机关传达和解释该原则。12日，冈村抵达大连；15日，到达塘沽。转天，由塘沽先到天津，然后乘火车赴国民政府首都——南京。

　　1935年的中国，经过国民政府多年开展的“经济建设运动”，社会各方面已有所发展。冈村到南京发现“南京新修了许多马路，增加了住宅，和我多年前在时相比焕然一新了”。也正因为如此，随着蒋介石政府的日益巩固和经济实力有所增强，对日本的侵略扩张有时也敢采取强硬态度，已不再一味地妥协、忍让。

　　冈村宁次这次秘密访华，没有受到中国政府的正式接待。于是，他只好以“朋友”的身分拜访了何应钦和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唐有壬。在冈村看来，何、唐都是中国军政要员中主张“冲日亲善”的人物，双方的共同语言会多些，谁知情况并非如此。由何应钦作东“一起品尝了精美的中国菜”，席间何、唐二人只是谈些饮食风月之事，绝口不谈外交问题。何应钦青年时期曾留学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冈村宁次当过他的区队长，算是有师生之谊，此前商谈《塘沽协定》时两人打过交道，10年后的1945年，冈村宁次正是向他当年的这位学生递交投降书的。而唐有壬是清末著名维新志士唐才常的儿子，青年时也留学过日本，毕业于庆应大学，由于有亲日嫌疑，这次同冈村晤面后不久，便被人暗杀于上海的家中。可见，因日本对华侵略扩张引起的中国各阶层仇日情绪，已日渐高昂，任何人都不敢公然与日方要员拉拉扯扯，免得被舆论戴上汉奸的帽子。

　　在南京没有捞到什么，冈村又到了上海。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内，冈村代表军部召开了驻中国各地武官会议。会上他听取了各武官的情况汇报，然后就国内提出的对华政策纲要发表解释性演讲，并向各武官部署了贯彻“广田三原则”的工作安排。之后，他乘“浅间丸”离开上海，经香港于10月26日到达了广州。在广州，冈村拜访了陈济棠，并设法见到正在这里的李宗仁。28日，他又乘民航班机飞往广西南宁，两次约见了白崇禧。白对他很客气，邀他“饱览了广西风光，品尝了广西料理”，但推说地方不好干预中央事务，也未与他谈论什么实质性问题。

　　按照冈村宁次后来的自供状，“此次之所以赴广东、广西一行，目的是和西南地方势力提携，牵制南京政府”。但实际上“自此以后，进展不大”。因为这些地方实力派虽与蒋介石存在着矛盾，但在国家和民族利益上还是深明大义的，不想步博仪的后尘当日本的儿皇帝，干分裂华夏的卖国勾当。

　　经过1个多月在华的奔波忙碌，无甚收获的冈村宁次于11月16日灰溜溜地回到了日本。自此以后，日本军方的一批法西斯强硬分子更坚定地认为，对中国必须采取高压政策。他们甚至觉得连“田三原则”都是日本软弱的表现，是军部对外务省妥协的产物，认为“现在中国的态度之所以发生变化，原因是民国成立以来普遍深刻的反日教育之结果，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因而“外务省的亲善工作是不妥当的”。在这种认识的促使下，加上对政府国内政策的不满，由某些高级将领暗中支持的一批青年军官，又开始酝酿以武力手段进行倒阁。不久，震撼日本政坛“二二六事件”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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