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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

　　从5月下旬开始，日军7个师团配置若干混成旅团、重炮旅团，总计30余万官兵，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兵分5路，像一只张开的巨掌，向徐州扑来。其中4路已接近徐州外围，即将形成合围之势。另一路由“东方劳伦斯”土肥原率领的第14师团则脱离主力急速南下，欲切断陇海路，阻止郑州、开封一线中国军队东进增援。小小的徐州地区一时集中了中日双方上百万军队，中国军队能在此时此地与日军拼死决战吗？有把握取胜吗？这个大主意只能由最高统帅蒋介石来拿。

　　蒋介石没有想到局势会演变到这一步。他从来没有与日本人决一死战的念头。当初，面对日本的一步步侵略，他奉行过“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安”的对象自然主要是消灭共产党，以及异己的各地方实力派。结果，酿成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放弃了他那个主次颠倒的政策。不过在那次事件以后，他仍坚持自己那句著名的口号：“和平未到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现在能够与日军在徐州地区进行一次战略性决战吗？“不能！拼光了老本，那正中日本人的下怀”。权衡了利害得失后，他作出了决策。

　　周恩来在一次与记者谈话中提到对蒋介石的印象时说过，就战术和战略这两个方面相比较而言，在战略问题上他是强项。蒋介石认为，在中日战争初期要以“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为战略方针。因为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毕竟不如对方，必须要有长期战争和持久作战的思想准备。本来，他希望以几倍甚至是10几倍于敌的重兵集团，稳妥地消灭对方个把师团，再创造一个台儿庄式的胜利，岂料30万日军黑压压地扑来，徐州一带虽有自己50多个师的60万人马，但从历次作战的经验和一般估算来看，是打不过对方的。好汉不吃眼前亏，打不起躲得起。5月15日，就在日军的包围圈即将形成时，蒋介石瞧准在中国军队西南方向还有一个间隙，果断地下令放弃徐州，向西南突围。至5月下旬，各部队甩掉日军撤退至皖西、豫南。东京大本营妄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的计划失败了，只得到了徐州一座空城。

　　不久，恼羞成怒的东京大本营，给指挥失当、在所负责的西南地段上给中国军队留下缺口的香月清司中将，以严厉的处分，撤销了他的第1军司令官的职务。那个在香月手下率该军第14师团南下冒进，险些把整个师团让中国军队包了饺子馅的土肥原贤二，也被从师团长的位子上调换下来，派他到上海建立和主持“土肥原机关”，干他的特务老本行去了。

　　徐州会战没有达到目的，这回该轮到冈村宁次在武汉会战中露一手了。

　　根据东京大本营的命令，武汉会战主要由华中派遣军完成。为此，在1938年6至7月份，大本营调整兵力部署充实华中派遣军，除冈村的第11军外，还将原属华北方面军的第2军编入它的序列。此外，华中派遣军还直辖有第3、第9、第15、第17、第18、第22、第116师团及航空兵团。连同第11军、第2军所属的诸师团，该派遣军序列下总共有14个师团、1个支队、1个航空兵团。

　　进行武汉会战的主力是华中派遣军的第11军，其第2军担任策应任务。第11军下辖第6、第101、第106、第27师团和波田支队，其中，第6师团又是该军的主力师团，而第106师团则是战斗力较弱的所谓特设师团。

　　冈村率第11军司令部人员于7月12日在上海上岸后，15日到达南京。该军司令部即被安排设立于此。从这天起，他正式行使第11军司令官的指挥权。

　　到任后或大战前后，都要首先巡视第一线部队，据说这是冈村的信条之一。他到达南京的第三天，便离开司令部到一线视察部队，随行的参谋宫崎周一，在其1959年出版的《陆上自卫队干部学校纪事》一书中，追述了当时的情形：

　　……从飞机上下来的是第11军司令官冈村将军一行5人，时间是1938年7月17日上午，地点是在彭泽县城附近。这一带正是就要发动的武汉作战的战场，处于敌我最前线中间的不安全地带。军司令官无论如何也要访问即将开始作战行动的第一线兵团，想亲自会见前线官兵。为了访问江南的波田支队（台湾混成旅团）和第106师团、江北潜山的第6师团，今晨便由南京飞抵彭城郊外。第106师团秋山参谋长前来迎接，先领进地头的帐篷。离帐篷不远，秋山参谋长和军参谋副长沼田悄悄地谈了许久，秋山讲的大意是：一支强大的中国部队从昨天开始进攻彭泽，彭泽南侧高地的我警备队遭到优势敌军不断攻击有相当伤亡。今晨战斗仍在继续。师团决定派昨夜在彭泽登陆的联队袭击敌左侧背后，眼下正在部署进攻。这里到彭泽约2公里，途中恐多危险。第106师团长、波田支队长等主要干部均在彭泽，所以是否请司令官在此稍候，以便召集各部队长到此地来见将军。

　　从幕僚主场来讲，秋山参谋长的意见有一定道理，最后我们商定探询一下军司令官的意见，于是我走近军司令官请示：“目前的情况是这样……您看如何决定？”军司令官以平静、轻松的语调答道：“啊！我到他们那里去吧！”一语定乾坤。师团参谋长立即高喊：“出发！”一行人分乘汽车和军马驰向彭泽。中途遇到举着军旗的步兵纵队，穿过路边的野炮阵地，炮身旁散乱地放着一些发射过的炮弹壳。各部队长正聚集在彭泽一家阔绰的宅院里，见到军司令官以和蔼的表情，亲切地向他们问候，心里非常感激。

　　宫崎的追述难免有溢美之辞，却也符合冈村宁次的一贯主张：“综合种种体会，我深深认识到，在危险、困难、关键时刻，高级指挥官更需要深入阵地指挥作战。”一上任即来到前线，给部下们做出了身先士卒为天皇卖命的样子，属下众炮灰岂敢不卖命？

　　徐州会战一结束，日本之所以马上着手武汉会战，除继续寻歼中国军队主力外，还有一个政治上的因素。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虽迁都重庆，但蒋介石在武汉，军事委员会在武汉，中国当时实际上的政治、军事中心是武汉。日本认为只要占领武汉，便可事实上摧毁国民政府，至少把它赶到西南一隅降至“地方政府”的地位，有利于引诱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出来与日本“合作”，重新建立一个听命于它的“中国政府”。是年底，汪精卫果然逃离了重庆，投进日本的怀抱。另外，选择武汉地区为会战地点，从军事上说便于海军配合，发挥日本战舰的威力，也便于沿长江水路对大部队进行后勤补给。

　　不用说，武汉的地理位置更是十分重要。在中国这块巨大的雄鸡状的版图上，湖北省居长江中游，北连河南、南接湖南，这三个省实际上是中国这个巨人的腰脐所在。中国的第一大河长江从湖北境内蜿蜒东去，可呼应江西、安徽两省，而从宜昌溯江西上，则能背靠巴蜀作大后方。省会武汉市地处江汉平原东缘，居长江与汉水之间，扼平汉、粤汉两大铁路的衔接点。号称九省通衢的大武汉，无疑是中国东西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是中国的心腹地带。

　　任何一个欲征服中国大陆的侵略者，都会对它垂涎三尺、志在必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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