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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

　　日登陆艇向岸边冲来。预11师官兵竭力抵抗，击沉敌艇10余艘，激战3小时后，波田支队登陆成功。张发奎得到报告后，急令预11师预备队向登陆之敌反击，同时马上命令第15师、第118师增援，务必于拂晓前将登陆的波田支队赶下湖去。

　　天渐渐发亮，张发奎战前的忧虑这时成了现实摆在他面前。日军几十架次的战机在天空盘旋，轰炸扫射。地面和水面上，鞋山岛日军炮阵地及长江上日军舰炮把成千上万的炮弹射向中国援军。这是一次真正的立体进攻战，增援的第15师和第118师被压在通往姑塘坑坑洼洼的道路上，根本靠不了前。预11师的预备队虽靠近滩头，但兵少力孤、装备又差，几次反击逆袭都被波田支队打了回来。尽管张发奎在九江城跳脚大骂，但增援部队就是上不去。23日激战一天，24日，冈村令第106师团进入站塘，协助波田支队，使占领姑塘的日军兵力更加充实。

　　25日白天一整天，张发奎又调集了4个师的兵力向姑塘方向反击，但血肉之躯还是没能顶住日军的飞机、大炮，4个师损失惨重，反击失败。

　　武汉，最高统帅部。蒋介石闻知姑塘的情况后，生怕张发奎自作主张，放弃第一线阵地，当下给张发奎和第2兵团所隶属的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上将各去一电，再次明示：九江一线阵地必须固守。

　　还是在25日这一天，姑塘之急未解，九江又被日军突破。日第106师团和波田支队趁挫败中国军队反击姑塘之胜势，立即会攻九江。攻击前，日轰炸机先对九江城防阵地滥炸，九江街市一片火海。驻守九江城内的李玉堂部顽强阻敌，但仍未挡住。25日晚，日军蜂拥入城，敌我双方展开激烈巷战，遗尸累累。

　　张发奎这时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拼着全部兵力孤注一掷与敌死战，要么退守第二线阵地逐次抵抗。以他的想法，明智些早就撤至第二线阵地了，可最高统帅要他坚决固守，不惜全员王碎。蒋介石从武汉会战的战略全局考虑，守住九江城是对的，但具体到九江一地的仗怎么打法，却不甚高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曾这样评价蒋：他在战略方面的指导才能，优于他对一个具体战役上的指挥、指导。可这位最高统帅的一贯作风，偏偏又总是爱插手下面的事，有时甚至要过问一个师的作战部署，实在太累，还总是适得其反。张发奎与蒋打过多年交道，深知他的脾气，撤退还是固守死战？决心难下。他担心这时撤走，蒋委员长会怎么说？尤其他手下号称“铁军”的第4军还没使用，而这个军又与他从北伐战争时就有长久的历史关系，是他的起家老本。不撤吧，部队打光了，九江恐怕还是个丢。思前想后，他咬着牙，一拳砸向桌子：“撤他妈的，天大的事老子顶着！”

　　26日晚，张发奎率第2兵团全线后撤，向牛头山、金官桥、十里山等阵地转进。九江陷落，同时，长江对岸的江防要地小池口也被日军占领。

　　不管怎么说，张发奎打的这一仗是失败了。九江被冈村宁次拿下，标志着日军冲开了武汉外围中国军队的一线防御。

　　再说坐阵武汉的蒋介石，听说九江失守，气得在军委会上痛骂张发奎：“张向华紧要关头心存私心。他把第4军藏在后面为什么不用？为什么不用？什么‘铁军英雄’、什么‘抗战先锋’，统统是假的。这是他公然抗命，目无军纪！目无军令！”

　　参加会议的总参谋长何应钦想替张发奎圆通：“委员长，张向华放置第4军不用，也许是见大局难以挽回，怕被日军缠住脱不开身。如今全军安然撤至第二阵地，结局也还说得过去。不如给他个机会，让他在金官桥一线阻滞敌人，挽回影响。”

　　蒋介石对两广将领素无好感，对其中有私心之嫌者更不能容忍，他不同意何应钦的处理意见：“失去九江，不啻给进攻武汉之敌一个立足点，对此目无统帅固守命令的将领，决不能再放在前线。”不久，冈村宁次筹划南浔攻势，蒋介石今薛岳、吴奇伟主持南3寻线战事，让张发奎坐了冷板凳。

　　其实，九江丢失，张发奎也十分痛心。1938年8月7日，他在总结九江失利的原因时说道：“一是交通线破坏太早，阵地未能预先完成；二是运输不良，兵站设施欠缺，在九江附近我军部队将近10万，因粮弹之补给，伤兵之后送，均无法实施，士兵枵腹应战，伤兵呻吟道左，作战精神，顿形颓丧；三是军纪不良，民众逃亡。各部向九江附近集中时，因运输困难，沿途鸣枪拉夫，搜寻给养，不肖者且强奸掳掠，军行所至，村舍为墟，满目荒凉，殆绝人迹，民众既失同情之心，军队且无乱忾之气。如此而欲其奋勇杀敌，自不可能；四是联络不确，未能协同；五是警戒疏忽；六是将领间缺乏自信心，中下级干部多无掌握部下之能力……”

　　但是，他对蒋介石的处罚也一直耿耿于怀。很久以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变相撤职对我来说，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也是8年抗战中一件最悲痛而遗憾的事。……九江附近之撤退，我当时乃根据当面敌情，我军状况所下达之决心，不幸为蒋先生误以为我有保存第4军实力之嫌。实则我不仅对九江之战役毫无私见，即全抗日期间所有大小战役之过程中，莫不兢兢业业地为国家全民利益着想，从未将私人利益的意念夹杂其间。固然，第4军与我有悠久的历史关系，远在北伐时，我首任该军军长，在指导作战时，任何配署我指挥之部队只寻求如何去部署完成任务，绝无衡量自己与其他部队之深浅关系，以保存自己实力之行为。假如有这种自私行为，第4军番号早就淘汰，哪有‘铁军’之辉煌绰号见称于国人呢？九江战役后，未详细调查，即以‘张总司令发奎即行调回’的命令变相撤职。我对职位视同敝屣，毫不足惜，但我是高级指挥官，有辱我的尊严，至为难堪。……退一步说，蒋先生当时越级处分，实欠考虑。如我有错，应由我的上级陈辞修（诚）将军处理，但蒋先生并未查明亦未接到我的上级呈报，就径自越级干涉，这是他常犯的毛病……”

　　武汉会战结束后，张发奎才被调到别的战场指挥战斗，他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总的来说在抗日战争中，他是尽了力的。后话不提。

　　7月26日，日军完全占领了九江城，冈村宁次如愿以偿，首仗成功。不过，冈村部队入城后，正赶上当地流行霍乱，他派防疫人员即刻调查，“调查结果，此次霍乱起源于市内东南部的井水，虽不能断定是否有人把霍乱菌投入井中，但据当时传说很可能是敌军撤退战术的一环”。

　　他的这种捕风捉影的“调查结果”，当然是对中国军队的栽赃诬陷。实际上，在整个武汉会战过程中，倒是日方违反1925年日内瓦协议书和国际法，多次悍然使用过毒气武器。据日方记录，会战中日军使用毒气达375次，发射毒气炮弹4万发以上。

　　日军拿下九江后，就计划将这座长江上的重要港口城市作为它的集结根据地，江南日军主力溯江西上，人员、物资都要在此上陆，往南进攻也需以此为后勤补给基地，如果霍乱蔓延，日第11军作战就可能受挫。因此，冈村党得对这一情况不可掉以轻心。所以，“我军占领九江后，我下达的第一项命令，就是‘全军定要消灭九江霍乱’，并立即派出以军参谋长为首的有关参谋、各部部员携带所需物资前往现场。按照常规，这种命令应由后勤课幕僚负责发布，但这次是在作战课由我起草，并在命令编号上冠以‘作（战）命（令）’字样。日后听说此事传到国内，被军医学校和军需学校当作教材示例，广为宣传”。

　　在冈村的“全军定要消灭九江霍乱”命令的实施过程中，九江城内大批染病或被日本军医指定认为有染病嫌疑的中国老百姓，再遭涂炭，被日军屠杀、焚尸。

　　占领九江后不久，窜到江北的第6师团又于8月2日占领了黄梅。不过，事后却引发了冈村与该师团一次不大不小的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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