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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1月20日，德国纽伦堡。 这个几乎在炮火中化为废墟的城市，一夜之间，成了全世界所瞩目的地方，大批记者和各国观察员云集于此。原来，它是国际军事法庭的所在地，审判纳粹战犯的国际军事法庭将在这里首次开庭。 当国际军事法庭庭长、英国法官劳伦斯宣布开庭，并命令把被告带到被告席上时，大厅内照相机的镁光灯不断闪烁，按动快门的声音响成一片，人们的目光都紧紧盯在鱼贯而入的纳粹战犯们身上。走在最前面的是前纳粹德国的第二号人物、纳粹德国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他是这次审判的头号战犯。他脸上刻意作出一副桀骛不驯、不屑一顾的神情，但两眼却明显流露出不安。 在战犯就坐后，美国首席起诉人杰克逊检察长宣读了对此次审判所涉及的所有犯人的共同起诉书。然后，杰克逊让每个战犯就起诉书的内容回答自己是否有罪，这时，戈林站了起来，傲慢地对杰克逊法官说，他要宣读一份宣言，并拿着一页纸径直走到麦克风前。杰克逊法官拒绝了他的要求，戈林却没有听从，迅速念道，“作为大日尔曼帝国的帝国元帅……，”刚念完开头一句话，庭长劳伦斯厉声责令戈林遵守秩序，戈林挣扎着在麦克风前说了一句话：“我声明，根据起诉书，我是无罪的。” 纽伦堡审讯共持续了218天。在对戈林的单独起诉中，检察官历数完戈林所犯下的罪行后，出示了大量的证据，其中包括戈林亲笔签署的文件、电话录音及反映纳粹暴行的电影资料等等，同时有证人到场作证。从1946年3月8日起，戈林的律师为戈林作了长达13天的辩护，3月13日是纽伦堡审判的一个高潮，戈林打破了长达5个月的沉默，出庭为自己辩护。这一天，戈林恢复了以往的机敏、沉着和自信，他或慷慨陈辞，妙语连珠，把自己装扮成一名无辜的爱国者，以引起人们的同情；或避重就轻，狡猾抵赖，逐条反驳起诉书的内容。戈林的表现使得四座皆惊，在场的记者甚至不知道该怎样写当天的新闻稿。在后面的审讯中，戈林继续装腔作势，强词夺理。8月31日，戈林最后一次获准公开在法庭发言。他声称自己从来没有下令杀害过任何一个人，从来没有想通过战争压迫、奴役、掠夺以至残害他国人民，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对自己的民族的挚爱，是为了民族的幸福和自由”。 然而，谎言永远变不成真理，事实终究是事实。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戈林的罪行最终得到确认，他将受到应得的惩罚。 10月1日，赫尔曼·戈林作为罪大恶极的战争元凶被国际军事法庭判以绞刑，并被告知，他在4天之内可向德国管制委员会提出上诉，请求减刑，绞刑将于15天后执行。退庭后，戈林告诉他的律师，他不要求减刑，只求能将绞刑改为枪决。 10月7日，一位衣饰普通，面容惟悴，看上去疲惫不堪，无比哀痛的女人走进了纽伦堡监狱的会见室，她就是戈林的妻子埃米·戈林。卫兵让她在一张椅子上坐下，她一言不发，双眼发直，痴痴地看着会见室与监舍相连的门。不一会儿，3名荷枪实弹的美国士兵押着戈林走了进来。她突然站起，发疯似地向门口奔去，眼里流着泪，嘴里喊着：“赫尔曼，赫尔曼。” “埃米，看到你真高兴，埃达好吗？……”戈林说着，就想快步迎上，但他看了看自己的手，停下了脚步。他的手和押解他的美国士兵的手铐在一起，他只好同这名士兵并肩慢慢走到玻璃夹壁前，坐了下来。 这是狱方允许戈林同他的妻子所见的最后一面。埃米深情地凝视着他的丈夫，把悲伤咽了下去，缓缓说道：“你已经为你的国家尽了最后的力量，你可以问心无愧地走了，就像战死沙场的将军一样。”戈林深受感动，颤声说：“埃米，我从来没想到你会这么坚强。”接着，他安慰埃米：“他们不会绞死我的，对付我的只有子弹，他们别想绞死赫尔曼·戈林，” 在回监舍的路上，戈林的耳边响起劳伦斯法官的声音：“戈林是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罪魁祸首，对这场战争他一贯推波助澜，秉承希特勒的旨意行事，因此不存在减刑的可能。戈林既是德国的政治首脑，也是军事首脑。 他是奴役劳工计划的负责人，也是纳粹德国制定针对犹太人和其他种族的迫害计划的元凶。上述罪行，他本人供认不讳，其证词也足以证实他的罪行…… 被告赫尔曼·戈林，国际军事法庭根据起诉书所确定的罪行，判处你绞刑。” 劳伦斯法官的声音渐渐远去，戈林的嘴边掠过一丝冷笑，他暗暗对自己说： “我决不能死在绞刑架上，帝国元帅应该有自己的死法。” 10月15日，纽伦堡的秋夜十分静谧，满天的繁星闪着清冷的光。街上早已戒严，整个城市阒无声息。纽伦堡监狱内外，灯火通明，戒备森严。监狱四周的各个主要路口都由重型坦克把守，高炮部队也奉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将于16日零点对戈林等纳粹战犯处以绞刑。 15日这一天，戈林异常安然，一副听天由命，心如死灰的样子，他似乎早已作好了赴刑的准备。晚7点，牧师格雷克来到戈林的监舍。当牧师问到戈林的心是否已经归顺了主，戈林答道，他虽然是一个基督徒，却不能接受基督教的教义。然后，他又对牧师说，“我的内心很平静，只想休息一下。” 牧师走后，戈林平躺在床上，翻看着一本书。大约21点30分左右，狱医普夫卢克在值班军官的陪同下走了进来，对戈林作例行的身体检查。普夫卢克临走时，同戈林握了握手，戈林向他道了一声晚安。狱医走后，戈林躺同床上，好像在平心静气地等待着生命最后时刻的到来。透过监舍门上的窥视孔，值班的看守本海姆每隔几分钟便察看一下戈林的动静，始终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样。大约22点30分，戈林的监舍又换了一位看守——上士哈罗德·约翰逊，他是戈林死亡的目击者。约翰逊后来回忆道：“他一动不动地躺到10点40分。我在窥视窗里看到戈林双手交叉，举起胳膊，又把双手放到胸前，把头转向了墙。大约两三分钟之后，我听见一声窒息般的嘶鸣。我急忙一看，发现这声音是戈林发出的，便大声喊：快，戈林出事了！我看了一下手表，核对了时间，当时是10点44分。” 狱医普夫卢克博士和监狱长安德鲁斯上校等有关人员闻讯赶来。普夫卢克博士抬起戈林的胳膊，摸了一下他的脉搏，接着，语调低沉地对安德鲁斯说：“他已经死了。”第二天，安德鲁斯代表狱方向记者发布消息：“战犯赫尔曼·戈林未受绞刑，昨夜22点45分，他在自己的监舍服用氰化钾自杀……需要查明的是，他是如何弄到毒药的。” 戈林服毒自杀留下了一个迷案。在管理严格的监狱中，戈林竟能拿到毒药，实在不能不让人生疑。戈林死后，有关当局下令对此事进行深入调查，但始终未能取得令人信服的结果，在战后几十年中，各种传说不断出现，更为戈林之死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1967年，安德鲁斯把戈林的遗书公诸于世。戈林在这封于1946年10月11日写给监狱长安德鲁斯的信中，写道：监狱长： 自从入狱以来，我身上一直带着毒药胶囊。进蒙尔多夫时，我身上有3粒胶囊。我把第一粒放在衣服里，在接受检查时它很容易被发现；我把第二粒放在衣架下面，穿衣服时就重新收藏起来。在蒙尔多夫和这里的监禁室我藏得很巧妙，虽然经过彻底检查，但都没有被发现。在法庭审讯期间，我把它藏在高筒马靴里。第三粒胶囊埋在我的小圆盒的护肤霜中。……那些受命检查的人无可指责，因为几乎不存在发现这粒胶囊的可能。 看到戈林的供认，起初人们以为悬案真的大白于天下了，可是，推敲一番之后，有人发现戈林说的不是真话，其中至少有两点值得怀疑。一是在检查制度极严的纽伦堡监狱里，特别是在时刻处于监视之下的死囚室里，根本不可能像戈林所说的那样长时间隐藏什么东西而不被搜出；二是即便戈林做到了，他也不会在临刑四五天前写下的信中，详细说明藏药的地点和方式。 假如这封信被发现，毒药胶囊自然就会被找到，戈林照理不会冒那么大的风险。如此看来，戈林好像在掩盖什么。后来，人们的看法同戈林死后狱方的秘密调查的结论逐渐趋于一致，基本断定戈林绝对无法把毒药藏在自己身边，而是藏在另外的地方，这个地方很有可能是犯人存放私人物品的储藏室。 即便知道了这些，在戈林自杀事件中，仍有许多疑点。戈林是如何躲过严密的监视，在适当的时机把藏在别处的毒药拿到手的，成了迷案的焦点。 有人暗中帮助了戈林，这已确定无疑。问题是帮助戈林的人到底是谁？最值得怀疑的是一名叫维利斯的美国中尉军官。他不知出于何种动机，对在押的戈林表示过同情，并在职权范围内为戈林提供了一些方便，比如，他曾替戈林给埃米送过信。戈林入狱时的物品登记清单上记有一枝刻有戈林名字的钢笔和一块瑞士手表，但后来在埃米签收遗物的清单上，这两件东西却不见了。 1954年维利斯死后，他的遗孀承认，戈林把它们送给了维利斯，东西仍收藏在她的家里。种种迹象表明，戈林同维利斯之间确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两人很可能作过一笔不为人知的交易。 就在最近，美国的一位研究者宣布，他通过大量的资料查明，帮助戈林拿到毒药的人确为维利斯。维利斯曾负责保管戈林存放在储藏室的物品，他同戈林达成默契，在监视戈林进储藏室取东西时，他故意把眼光转向别处，使戈林有机会把毒药拿到手。 戈林终于按照他自己选择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用自己的双手为其罪恶的一生划上了一个黑色的句号。在他的身后留下了迷案，也留下了千古恶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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