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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很显然，卡琳根本不知道戈林在对她撒谎。

　　事实是墨索里尼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根本就不可能与一个似乎已完全失败的政治运动的代表，而且这个代表还是一个正在被追捕的逃犯进行什么“谈判”。戈林与意大利官方的联系至今仍只限于同朱塞佩·帕格尼尼的接触。

　　在与帕格尼尼的接触中，戈林还犯了一个错误，这一错误也是导致戈林一直无法与墨索里尼会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戈林夫妇下榻的不列颠饭店的主要股东之一，是一个名叫鲁道夫·瓦尔特的德国侨民。他在得知戈林正在与意大利政府进行谈判的消息后，便与戈林见面，要求戈林在与意大利政府会谈时，提出归还他按照《凡尔赛和约》被意大利政府没收的股份。吃人家的嘴短，戈林答应帮忙，在与帕格尼尼会面的时候，戈林居然真的将这一问题提了出来。这件事使意大利政府大为恼火。因为如果归还了瓦尔特的股份，实际上就等于破坏了《凡尔赛和约》。

　　墨索里尼岂肯为这等微不足道的小事去冒风险。愚蠢的戈林似乎不知利害，一次次地就此事与帕格尼尼纠缠不休。整个夏天，戈林竟一直将瓦尔特的问题同墨索里尼给予德国纳粹党贷款的问题联在一起，同帕格尼尼和内格雷利进行商谈。

　　10月份，戈林与内格雷利一起草拟了两份秘密协议。这两个协议一个是关于如何解决南蒂罗尔归属问题的，一个是关于墨索里尼向德国纳粹党提供贷款问题的。

　　南蒂罗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为德国的领土，其居民大部分为德国人，但也有一部分意大利人。一战后，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南蒂罗尔划归意大利，并改名为“上阿迪尔杰”。德国国内一些人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要求收回这一地区。按照希特勒的授意，戈林在第一份秘密协议中提出：

　　“纳粹党认为不存在任何上阿迪尔杰的问题，毫无条件地承认现状，即意大利对上阿迪尔杰的合法管理权。

　　从现在起，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将不遗余力地消除德国人民对上阿迪尔杰的领土要求。

　　“纳粹党认为《凡尔赛和约》中关于德国向意大利的赔款是合理的，德国必须全部完成。

　　“在纳粹党掌握的报纸上，立即掀起一个宣传恢复德、意友好关系的运动。”

　　作为回报的条件，墨索里尼应对希特勒及其纳粹党，承担一定的许诺，以“帮助希特勒解决困难”，其条件是：

　　“一旦纳粹党在德国执掌政权，意大利政府将不对这一新的德国政府施加任何压力，也不参加由第三国发起的此上种运动。

　　“意大利法西斯党将采取一切手段向德国纳粹党提供援助，包括新闻报道、国会议员发表谈话和秘密贷款。”

　　为了彻底消除墨索里尼的疑虑，戈林还在给墨索里尼的信中写道：“此事将作为我党的最高机密处理，知情人只限于我党的元首、由元首委派的知情人和签字人。”“如有可能，意大利政府给予我党的贷款最好是200万里拉，可分期讨款，我党在今后的5年里，将以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作为抵压……这笔贷款将被用作与富裕的民主制度和受到莫斯科支持的，在德国日益泛滥的共产主义运动浪潮作殊死的斗争。”

　　戈林将草拟的文件誊好后，用挂号件寄给了内格雷利，请他亲自交给墨索里尼。在此之后，他便与卡琳回到了威尼斯，继续注在不列颠饭店。瓦尔特在这几个月中，一直静候着戈林的“佳音”。戈林告诉他，事情正在解决之中，但需要耐心。瓦尔特感激涕零，告诉戈林夫妇说，他们可以在这里长久地住下去。“随便几个月都行”。尽管如此，戈林内心还是十分忐忑不安，他实在无法知道那位意大利的独裁者在哪一天才能与他会面，即使会面，能不能接受他提出的建议还是个未知数。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罗马方面仍然没有任何消息。戈林又一次给内格雷利写信，催促安排自己与墨索里尼见面的时间。在信中，戈林竟然再一次不明智地提到了瓦尔特的问题，并颇为滑稽地提出，对瓦尔特问题的处理是检验意大利现政府对“纳粹事业的诚意”的一个尺度。甚至夸夸其谈：“我们党需要瓦尔特，如果瓦尔特的问题得到解决，我党将把这看成是一种特殊的优待，并视为我们之间的谈判得到重视的证明。”

　　在无望的等候中，戈林夫妇的钱也逐渐用光。希特勒的信使曾给戈林带来消息说，希特勒将给他们寄钱来。可信使走后，便再也没有音信了。9月初，戈林已经感到绝望，准备离开意大利。但恰在这时，意大利出现了重大的政治危机，这又促使戈林重下决心，留在了这里。

　　1924年6月10日，意大利的反法西斯党——社会党的领袖、议员马泰奥尼被法西斯党徒暗杀。这一事件在意大利社会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并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许多人对政府的信心动摇，大批的工人和中产阶级退出了法西斯党，约150名国会议员辞去了职位，他们仿效古罗马的平民运动的方式，聚集在阿芬丁山，组成了“阿芬丁同盟”，与墨索里尼及其党派对抗，留在议会中的一些议员也激烈地抨击墨索里尼的这种卑鄙的行为。一些激进的社会党成员，采取了以牙还牙的作法，又将一名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党徒卡萨里尼杀死在罗马街头。

　　一时间，意大利的政局出现了自墨索里尼上台之后所未曾有过的混乱。墨索里尼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之下，表示他可能要辞职。戈林见有机可乘，遂又给墨索里尼上书一封，言明在这场共产主义者所掀起的政治动乱中，他可以成为一名随时听候调遣的“普通的法西斯分子”。在这封信发出之后，戈林又迫不及待地发出一封信。但过了许多天，仍然未见回音。戈林根本没有想到，在这种时候，墨索里尼又怎么会顾得上给他这样一个在当时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回信呢？

　　戈林已经完全失去了耐心。9月19日，他给内格雷利发了一封短信，恳求内格雷利在尽快的时间里，给他一个明确答复。罗马仍旧没有任何音信。9月23日，戈林又给内格雷利写了一封措词激烈的信，指责他与帕格尼尼故意拖延时间，并断言关于瓦尔特的股份问题，一定是有人受到了犹太人的影响，才会出现目前的情况。

　　10月15日，戈林给内格雷利寄去了一封措词更为严厉的信。在信中，戈林尽情地发泄着他的不满，抱怨他“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威胁内格雷利等人不要轻视一个拥有“400万选民和800万支持者的政党和他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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