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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第四章　沉沦与浮起

　　走投无路心迷离，绝处逢生返政坛；
　　平步青云得意时，却闻亲人噩耗传。

　　1925年春天，戈林夫妇带着意大利人留给他们的耻辱，回到了卡琳的故乡。在走下火车的一刹那间，戈林的呼吸似乎都要停止了。斯德哥尔摩——这个给戈林的生命之旅增添了最浪漫的一章的城市，今天仿佛在告诉戈林，这是他人生的最后归宿所在。但戈林内心的一个念头却在顽强地挣扎，一个声音在不断地响起——“不，我决不向命运低头，我绝不承认失败，这不是我的归宿，我的归宿在德国。”

　　卡琳却没有想那么多，她兴奋异常，因为自己就要见到慈爱的父母和日思夜想的儿子——小托玛斯了。戈林夫妇搬到了一个比当年的居所要大一些的公寓里，紧挨着当年卡琳与尼尔斯注过的房子。卡琳见到父母之后，十分激动，自然免不了唏嘘一番。当看到她的小托玛斯已经长得与她差不多一般高的时候，不禁又是一阵惊喜。

　　卡琳家人最初因团聚而带来的喜悦，很快为惊讶所替代。他们发现卡琳当年狂热地爱着的那个来自莱茵河畔的英俊潇洒的“白马王子”，已同当年判若两人。他已经变得肥胖臃肿，而且目光有些呆滞，神情时常恍惚。过了一些天，他们又领教了他的变得暴躁的脾气。卡琳的家人哪里知道，戈林现在已经是一个每天都要注射吗啡的瘾君子了。

　　戈林在1923年11月的啤酒馆政变中负伤后，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医生曾在治疗过程中，给他注射了大量的吗啡。尽管在当时，这给戈林带来了暂时的轻松，但也给他的后半生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其后果大概也是使用这种药物的医生所始料不及的。作为一种止痛的药物，吗啡的作用是很明显的。

　　但是如果长期注射这种药物，就将成瘾，并无法停止使用它。而这时使用的目的已绝不是为了治疗疾病，完全是为了满足一种病态的需要，这种人也就成为吸毒者。注射吗啡，会使中毒者在当时产生幻觉，感到精神亢奋，想象力受到激发，变得思维敏捷、口齿伶俐。但是，吗啡的作用消失之后，在注射者身上便会出现四肢无力、疲乏嗜睡，甚至意识模糊等现象。更有甚者，吗啡中毒者会由于在注射药物时受到的巨大的刺激，产生一种在医学上被称为“奇特虚荣”的思维方式，往往表现得自负、狂妄和贪婪，做出一些常人感到可笑和难以置信的事情。如果知道了吗啡中毒者的症状，人们大概就不会对戈林在日后的生活中表现出的种种病态的行为，感到困惑不解了。

　　在回到斯德哥尔摩的最初的几个月里，戈林一直沉浸在痛苦之中。在意大利的失败的遭遇固然是对戈林病态的虚荣心的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最令他难以释怀的还是在德国的那些过去的“战友”和“同志”好像把他给忘了，德国此时似乎已不是他曾经为之战斗并流血的祖国，而是一个与他毫不相干的国家。戈林在回到斯德哥尔摩后，曾给希特勒写过一封信，请求希特勒同意他在冲锋队解禁后，仍然担任冲锋队的队长。但希特勒在回信中不无轻蔑地告诉他，关于冲锋队未来队长的人选问题，是元首的事，请地不必费心挂怀。

　　接到希特勒的信后，戈林怒火中烧，又给希持勒写了一封信，追述了他为党所立下的汗马功劳，并提请希特勒注意，“党对我还负有债务”。所谓的“负有债务”，是指戈林刚刚加入纳粹党时，由于卡琳与戈林正式结婚，卡琳的前夫将一些财产归还给她，戈林便将其中的一笔数目较大的现金借给了当时资金紧张的纳粹党。当时，希特勒答应在党的财务状况好转时，应当将这笔钱归还给他。事隔多年，也许希特勒早已忘记了这桩事情，或者是干脆装聋作傻，故意不想再提这件事，但戈林却没有忘记。

　　不久，戈林在给买下他在慕尼黑奥伯门青别墅的纳粹党徒拉尔上尉的信中愤愤不平地写道，“纳粹党以十足的残忍和无情”把他给毁了。他还说，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它竟没有表现出一点的同情和同志的情谊”。他劝拉尔说，不要对纳粹党中虚伪的“民族主义圈子”和“元首周围那些唯命是从的工作人员”抱有太多的幻想，他现在“对元首的崇拜已不复存在……尽管我给元首写了信，但我从那里得到的只是空洞的安抚之辞，我连一个芬尼都没有从鲁登道夫和希特勒那里得到”。

　　由于注射吗啡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戈林夫妇的钱很快就要用光。戈林知道不能坐吃山空，便开始寻找工作。最后戈林在斯德哥尔摩的北方航空公司找到了一份飞行员的工作。但是仅仅干了几个星期，他就又回到了家里。

　　这主要是因为在飞行时，他的毒瘾时常发作，实在太危险了。在公司尚未发现之前，戈林自己就辞了职。而这时卡琳又因肺结核和心脏病住进了医院。

　　万般无奈之中，戈林只好将家中的一些家具卖掉。为了帮助卡琳治病，卡琳的姐姐把自己的钢琴也卖掉了。此时的戈林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穷困潦倒中，戈林的身体状况变坏，精神状态也越来越不好。有几次，他不仅对卡琳破口大骂，而且还动手打了她。还有一次，戈林推开窗户，对卡琳威胁说，他要自杀。卡琳吓得浑身发抖，小托玛斯哭喊着：“妈妈，就让他跳下去吧。”事后，戈林尽管十分懊悔，但他也深知，在毒瘾发作的时候，他的行为是难以用理智控制的。家庭医生弗勒德斯特伦劝告戈林说，他必须去医院进行治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925年8月6日，戈林来到挪威的阿斯普顿的私人疗养院，接受戒毒治疗。

　　在一段时间里，戈林的病情得到了控制。他甚至给在挪威度假的卡琳的一个女友写信，表示要去攀登阿尔卑斯山，以期“恢复以前的健康和体型”，“焕发从前的精力和热情”。但就在写过这封信后不久，戈林旧病复发，而且病情日趋恶化。实在没有办法，卡琳只好将他送进了一家精神病院，并在一份文件上签了字。在瑞典的隆布尔精神病院中，至今还保存着戈林的病历。

　　病历中记载：

　　病人姓名：赫尔曼·戈林。

　　职业：德国空军上尉。

　　病因：注射吗啡和优可达一种鸦片的提炼物。

　　病人自述：在德国希特勒党内身居要职，因参加暴动，腹股沟受伤。逃至奥地利后，在治疗伤病的过程中，被大量注射吗啡，成为吗啡中毒者。

　　病状：在阿斯普顿疗养过程中，病人表现出狂暴的停药症状，已无法继续治疗；病人自称要自杀，要像一个男子汉那样地死去，要切腹自杀，以及其他精神病症状。经其妻子同意，将他强行关押。自9月11日晚入院后，在服用天仙子碱后，可以正常睡眠。但药力过后，病人极为狂暴，并要求给他服用优可达解除痛苦。清醒时，神智言语正常。言称要找其律师，认为受到了严重的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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